利”字用包罗最广与最合理的眼光来看，损了别人也决不会利己，良心与道义上的谴责对他便是大不利的一件事。这一类的考虑，一个有见识的医生是不会忽略的。尽管他打定主意，对于病人的劝告不肯从俗浮沉或与时俯仰，他还要尊重部分善良的风俗习惯。这些考虑也是很真切而极关紧要的，它们是我们传统社会生活的一大部分，融通贯注在社会生活中面。由于有这些考虑，一个医生要称心如意地、不顾一切地根据生物科学的知识来开些性心理方面的药方，十有九个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免有束手无策的痛苦，一个患者摆在他前面，请他诊疗，而这患者所以致病的因素，却全不在其控制能力之下，也难怪其举手无措了。不过他应该了解，假设一个病人的病是劳累过度或营养不足的结果，试问他对于所以造成工作过度与营养不足的种种因素，又何尝能控制呢？他虽不能控制于先，他还得设法诊治于后，难道不是一样的么？

    我们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病人的道德环境固然不应漠视，我们却也不应该陷入反面的错误中去，就是把道德环境看作一成不变、动摇不得的。道德的标准是不断在变化的。今天所认为合乎道德或至少可以通融的许多东西，在半世纪年前是很不道德的，只可以暗中进行而不敢公开的。现今有许多名医适应着新的环境，在性的方面公开地立说著书，启迪世人，敢在几年以前的环境里，即使他们关门也是不敢谈的。因此就大体而言，医学界对于道德环境的转移，也未尝没有他们的部分贡献；医学界的任务既在为社会谋取福利，也为民族增进健康，这一部分的贡献当然也是应有的事。但是做医生的人所应注意的毕竟还是每一个病人的具体处境。

    经过此番讨论后，我们可知对性心理有变态的病者，似可无需过于悲观，更不应看作超出医学范围之外；悲观或不闻不问的态度总是一个错误。事实应该是相反，性心理的病态正因为其是心理的、精神的，在治疗的时候是可以试用一些间接方法的。这种方法，如果用于偏重体质的病态，或用于直接影响所以造成体质的病态的因素，比如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就不行了，在这方面医生的直接方法也常常无能为力。这种间接方法，或不用药物的方法，常常是很有几分效力的。

    一个医师和性变态者一度交谈以后，在医师方面，也许正感觉到一筹莫展，而在患者方面，则已经在暗中表示极诚恳的感激。原来，交谈的结果，他确乎是比以前有进步了。这种结果不一定是由于暗示的力量，而是由另一种相反而同样是自然的力量，就是在交谈之际，患者多少有一个机会能自动地把问题交托给医生，而把他的积压着的心事，倾盆似的从意识里宣泄出来，结果是精神上的积压减轻了，紧张变松弛了。这便是弗洛伊德的全部精神分析方法的一个起点。在患者对医生和盘托出作自白的时候，尽管医生不发一言，只要他能静心听取，表示充分的理解与同情，他已经多少尽了治疗的责任。患者的性冲动，纵不因一两次的交谈而恢复常态，至少变态的程度减轻了，闹乱子的机会也减少了，他的一般精神生活多少也返还到应有的和谐与平衡状态。天主教里发展得很完备的认罪与赦罪一类的宗教制度也建筑在这一心理原则之上，尽管它同时有别的用意，但对于服罪者的益处，总是一样的。有许多性心理上有问题的人，不信任医生会对他表示什么同情，往往直接向牧帅请教，不管这牧师的宗派如何，但必能给他一个自白的机会与同情的慰藉，他的问题就解决过半了。这一种精神治疗的入手方法，用在解决性心理紊乱方面的特别奏效，也正是做医生应有的一套本事，如果把它看作宗教的一种礼仪或看作和走江湖的催眠或其他暗示的方法同属一丘之貉，从而加以鄙薄，那就不对了。不管我们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发展怎么看，无论是他亲自证明的也罢，还是经由别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