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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说：“亚当和夏娃懂得了善恶，被逐出伊甸园，为什么他们首先感到赤身露体是羞耻的？他们走出那乐园，走入人间，开始走入人间同时开始懂得了遮掩——用一片叶子遮住那天赋的花朵，为什么，走入人间和懂得遮掩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呢？”

    诗人说：“我知道人的丑陋和罪孽，因而我知道人会有羞耻之心。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亚当夏娃首先要遮蔽那个地方？羞耻为什么以此为最？”

    我看着诗人，心里相信，L就要成为真正的诗人了。

    我从镜子里看着他，心想，在这些话语后面，诗人的思绪正在走向什么地方，诗人的消息有了多久的流传？

    我从玻璃上，借助月光，看见诗人并不出众的身体，朦朦胧胧他年轻的花朵低垂着满怀梦想，我感到诗人的目光里必是流露着迷茫，我想，从那个八月之后，诗人L怎样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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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没有改造好的阶级异己分子被送去农村，有些反动分子不甘心失败而被打死了，有些“混蛋”妄图报复因而也被打死了，有些老革命被发现原来是假的（原来是内奸、特务、叛徒）也被打死了，很多人被抓起来，有些人被打得受不了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了，那个八月里死了很多人。那些血淋淋的场面我有幸没有目睹。只是打死了这三个字像小学校里的读书声那样传来，曾让我心底一阵阵颤抖，十五岁的少年还说不清是为什么颤抖，但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阴冷和恐怖。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是因为那三个字的结构未免太简单了，那三个字的发音未免太平淡，那节奏未免太漫不经心了。人们上街买菜，碰见了，说谁谁给打死了，然后继续排队买菜，就这样。亲朋好友多日不见，见了，说某某某被打死了，或者跳了楼、卧了轨、喝了敌敌畏，就这样。死了？死了。然后说些别的事，随随便便说些别的事。打死了，这三个字很简单，说得平平淡淡。多年以后，我习惯了每天早晨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广播，我听见广播中常常出现这三个字，在越南和柬埔寨、在阿富汗、在拉丁美洲、在中东、在所有进行着战争的地方，广播员平平静静地报告说在那儿：“昨天，XX游击队打死了XX政府军XX人。”或者：“前天夜间，XX军队在与XX组织的一次交火中，打死了对方Xx人。”听起来就像是说打死了多少只老鼠和打死了多少多少只苍蝇。小时候我还是个少先队员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每天就是这样互相询问的：“你又打死了几只？”“我打死了XX只。”每个星期就是这样向老师汇报的：“我们小队本星期消灭了XX只老鼠，打死了XXX只苍蝇。”可那是“只”呀，多少多少只，听起来要合情合理些，不是“人”。“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多少多少人被消灭了”，好像那些人生来是为了被消灭的，除了麻烦各位把我们消灭之外我们再没有什么事好做，好像人都难免是这样一种害虫，以备在恰当的时候予以打死。当然这些，十五岁的少年还想不到，那一阵颤抖很快就过去了。

    十五岁的诗人对那幅对联没有再多的印象，他的出身不好也不坏。革命，最初正如他所盼望的那样，诗意盎然。譬如说：大串联。全国的大串联。全国，几乎所有的铁路线上都运载着革命师生，日日夜夜风起云涌，车站上和旅店里住不下了就住到教室里和车间里，老太太们也都动员起来为串联大军做饭、缝被子，公路上到处都能看到串联的队伍，狂热的青年们高举着领袖像，唱着歌，意气风发地行进，无论是晴空下还是风雨中，高举着各式各样“战斗队”或者“战斗兵团”的旗帜行进，红色的旗帜，和璀璨的年华，和广阔且神奇的未来……那正是L梦寐以求的。诗人L、F医生、女导演N、女教师O、t、甚至画家Z，我们都曾为没能赶上革命战争年代而遗憾，我们都相信，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能悲壮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