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這位陳璧君，她可

    是一概不見日本人。她到火車站飛機場，日本的新聞記者圍攏來一大群，各各手

    執照相機及鉛筆記錄簿，正待一擁而前，卻見副官來說、「夫人有令，不拍照相

    ，且亦沒有談話！」他們簡直拿她無奈。一次我從上海到南京，火車上看見汪公

    館的侍從，問起汪夫人也在這車上，我走過去見她。她是包的一列專車，女兒夫

    婦連同祕書副官總共十餘人。我見過了待走回去，汪夫人卻道、「你就坐在這裡

    ，免得日本人闖進來。」

    一個樊仲雲，一個我，也是與日本人沒有往來的。偶或見了日本人，那人熱

    誠得很，必要握手，說「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我只答「還要等做起來看」。

    彼時只有中華日報沒有日本連絡員，但也一次虹口的日軍報導班為一條新聞送來

    抗議書，我就在那議書上批「著毋庸議」，原件退還了。他們也沒有法子。

    但我過城門時，像小百姓的不高興亦寧可小心些。一次我從上海返南京，帶

    有兩套西裝料子，那還是吳四寶太太送我的，出站時我先坐汽車走了，副官拎箱

    子在後，被日本憲兵叫打開箱子抄了去，雖然交涉是要得回來的，但是想想也罷

    了。我連不覺得這樣的事是失面子。

    我是與淪陷區民間一樣想法，人欺人欺不殺，人有九算，天有一除。還都時

    發表中日和平基本條約及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我在中華日報發表社論，對承認

    滿洲國表示哀痛，寫道、「這些皆未能算數，卻是要等到國際局勢大變動的結果

    纔見分曉。」汪先生看了卻亦不說甚麼。其後汪先生訪問東北，滿洲國人開群眾

    歡迎大會，汪先生即席致辭、「我們過去是同胞，現在也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

    。」當時熱淚滿眶，日本關東軍的將官亦在座，聽了失色。及回南京，汪先生在

    行政院會議上報告，我見他尚不勝悲憤，卻只簡單的一句，汪先生說道、「日本

    人真不該那樣！」關於此行經過及滿洲的大工業建設，汪先生卻一語亦不提。那

    幾天古泳今求汪先生的字，汪先生寫給他那首舊作、

    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徹長夜中，遂令天下白。

    他的人依然如昔年刺攝政王時，而這回的和平運動，他真真是做了精衛之鳥，啣

    石欲填東海。

    大江東流，汪先生及跟他的一代人今已灰飛煙滅，但當年南京的官吏若有好

    處，那就是他心裡總讓重慶方面三分。他們雖未必以重慶方面為然，卻亦不敢即

    以正位自居，連他們的官吏自身，亦自己看看多少有點滑稽，而因此，他們的派

    頭倒是與淪陷區的百姓相近。他們亦像淪陷區民間的對日本人，剛剛柔柔，柔柔

    剛剛，雖然敬畏現實，而亦仍要講道理，世界上惟中國民間纔有的千人抬不動的

    一個理字。日本人要抵抗，只得部下推諉他們的上司，上司又推諉他們的部下，

    身當交涉要衝的影佐少將最是滿喫這樣的苦味，他埋怨東京當局，又埋怨現地日

    軍。影佐亦與一般日本人一樣，未必有大見地，他單是當著中國人即自覺理虧。

    中華民國到底是莊嚴的，而日本的國策則遠在破滅之前已自漸形穢了。

    南京政府不成一個類型，而重慶政府則雖後來抗戰勝利了亦未能定局，致有

    今天的共產黨禍亂，此是中華民國的流年尚在交運脫運，易經、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