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左联’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听到这里，茅盾也替鲁迅说了一句：

    “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告诉鲁迅，我只作个传话人。”

    于是，夏衍希望茅盾再去鲁迅那里解释一下。

    后来，茅盾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鲁迅一听，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言外之音是，有周扬他们在新组织里面作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茅盾见鲁迅态度十分明朗，不好再说什么，再多说，恐怕会引起鲁迅误解。于是茅盾便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托郑振铎转告夏衍，避“说客”之嫌。

    后来，鲁迅经徐懋庸的说项，同意解散“左联”了，但提出必须发一个宣言，申明“左联”的解散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自行溃散。当时周扬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但结果，“左联”解散了，“宣言”却没有发。

    因此，鲁迅大为恼火，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同时也迁怒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茅盾被列为文艺家协会发起人后，一度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尴尬。当周扬他们希望茅盾从中调解鲁迅与周扬、夏衍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茅盾婉言推掉了，茅盾觉得自己处在这种境地，已是“没法调解”。

    与此同时，当时文坛上还正在热烈讨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当时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第三国际刊物上的一些口号，推出了一个“国防文学”的口号，与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但口号推出后，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内涵十分模糊，而另外又有人把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骂得一文不值，说成这个口号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口号。而徐懋庸等却没有解释清楚。因而文坛上的讨论还十分混乱，但又十分热烈。据说当时，鲁迅曾私下对茅盾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一些评论家认为夏衍的《赛金花》是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后哈哈大笑，对茅盾说：“沈先生，他们的国防文学原来是这样的？”鲁迅是从阶级观点来审视这个国防文学的口号的。

    茅盾对此讨论，一开始保持着观望和沉默态度。后来，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廓清理论界的误导，茅盾写了一些匡正谬误和正面阐述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在《文学》杂志上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即《中国文艺的前途是衰亡么》、《悲观与乐观》、《论奴隶文学》，匡正了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后来茅盾和周扬谈过一次后，茅盾认为应该写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于是连续写了《需要一个中心点》、《进一解》等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认为“国防文学”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是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默武的战争文学。”

    “这是民族文学，咏赞民族自救的文学。然而这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文学。”作为茅盾，当时也是凭直觉凭经验来审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没有直接受到中共的指示。但茅盾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去投入这个口号的讨论。在鲁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左翼文化人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使本来趋于缓和的左翼文化人内部矛盾，又趋向白热化。因为胡风这篇文章，只字不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另外提了一个口号，这样一件事，原本是鲁迅、茅盾在当时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帮助下共同策划的，为平衡情绪采取的一个措施。不料，后来背着鲁迅，胡风发了这篇文章，使本来的纠纷，更加复杂了。但作为茅盾仍在为此努力，6月7日下午，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