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也终于下班了，保安拉下了防盗栅栏，只留一个小门供银行的职员们出来。接送职员们下班的车也已经停在了阶下，一辆乌黑的“奔驰”，黑头记得程铁石告诉过他，那是娘们行长的专车。两辆日本“尼桑”豪华中巴，那是供普通职员乘坐的。银行职员开始三三两两地走了出来，在银行发蓝的霓虹灯照射下，职员们的脸白里泛青，像飘浮在夜空里的幽灵，无声无息地钻进车里。

    黑头招来服务员，结账付款，然后来到街边，站到路灯下的暗影里，密切注视着走出银行大门的人，细细分辨着暮色中一张张变得很相似的面孔。出来一个身上裹着绒毛大衣的女人，仿佛一只西伯利亚的棕熊，黑头认出这是娘们行长。他相信如果从她身上着手，肯定也能追出程铁石的下落，可惜她是女人，黑头从不跟女人为难，他肯定自己的手段对女人使不出来。总算等到了汪伯伦，他跟行长在一起，只不过出门时自然要请行长先走，所以他便拉下了一步。汪伯伦朝行长说了句什么，黑头听不见，大概是同行长分手时道再见，行长却毫无反应，径直走到自己的专车前钻了进去。黑“奔驰”低低哼着小曲开走了，像一座油亮的会移动的碉堡。汪伯伦钻进了最后一辆中巴，黑头确信自己没有看错，才拦住一辆出租车坐了上去。

    “上哪儿？”司机盯了黑头一眼，冷冷地问。

    “跟着那台中巴。”黑头亦冷冷地回答。

    “你是公安局的？”司机眼里射出了好奇的光，口气也温和了许多。

    “检察院的，”黑头顺着他的思路回答，语气依然冷冷地吩咐：“盯住跟好，跟丢了不给钱。”

    “好说，”中国老百姓普遍仇视比自己有钱的人，银行最有钱，而且是把老百姓的钱弄去给银行自己挣钱，而老百姓辛辛苦苦挣几个钱不放到银行又无别处可放，这种无奈更让老百姓对银行有一种本能的仇视，起码在潜意识里是这样看待银行的。司机听黑头是检察院的，盯的又是银行的车，顺理成章地推测肯定又是哪个银行职员贪污受贿犯事了，像刚刚吸足了海洛因的瘾君子，立刻精神倍增，双眼瞪的滚圆，双手在方向盘上攥了又攥，恨不得马上把前面车上的罪犯从人群中剔出来捉拿归案，他自己也好开开眼，找点令漫长冬夜生动起来的刺激。

    人上满了，中巴启动拐上了快车道，黑头的车尾随而动，亦驶上了快车道。黑头跟他的出租车司机很快发现，要跟上并盯住银行的那台日产中巴简直太容易了。那台车像商场里卖的玩具“母鸡下蛋”，走一段便要停下来扔下一两个人，基本上是走走停停，所以虽然正是下班交通高峰时间，街上路上行人车辆如同泛滥的洪水，而黑头他们却始终轻轻松松地跟在中巴的后面，黑头也始终可以轻轻松松仔细辨认每一个下车的人。

    见汪伯伦也下了车，黑头对司机讲：“好了，就到这儿我也下车。”计价表上显示的钱数是二十五元，黑头抽出一张五十元的，司机给了他两张十元的，正在数零钱往五元上凑，黑头不耐地说：“算了，甭找了。”拉开车门下车，跟在汪伯伦的身后朝胡同里走。

    这里是一片五六十年代建造起来的老式住宅楼，几十栋楼房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巨大的煤坯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面上。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中间的空隙形成了自然而然的胡同。

    中国人的头脑由政治挂帅转变为人民币挂帅之后，一些住在一楼的住户便利用一楼的便利条件，动用中国人的聪明头脑，对自己的居所稍加改造，就成了商居两用的格局，临街的窗口就是柜台，挂个招牌就兴趣盎然地做起生意来。汪伯伦走近一家小商店，买了些香烟、啤酒、面包、火腿肠之类的东西，装成两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黑头停下脚步，转脸朝墙点了一支烟，眼睛却注意盯住他，深怕他一转身钻进哪个楼道里失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