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就别跟我谦虚了。”余达成忙做了个手势，让劳爷别急着打断他的话头，“这会儿，我虽然没法跟您亮出那应该向您亮的底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这件事不管干好干坏，到最后肯定有人替你担着这份责任。绝对不会把事情都推到你个人头上去的。但有两条，我也要事先跟你说明白，一，我不会跟你立任何书面字据，来保证这一点。二，在整个过程中，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今天的谈话。否则……”

    “否则又咋样？”

    “否则……否则，你、我，就都不是好同志喽。”余大头半真半假地笑道，把一个特别严重的追问，淡淡地打发了。

    “那……对我来说，不还是没任何保障吗？”劳爷迟疑了。

    “话，我只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自己考虑吧。我肯定不能给你任何书面的东西。不是我姓余的不是东西，而是……”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而是……而是……我只能这么做。”大头掐灭手中的烟蒂，定定地看着劳爷，话说得非常坚决。在劳爷眼里，这就是能办大事的人：当事情牵涉到一些更高层次的利害关系时，他们绝对能割舍当下，着眼未来，出快刀，使猛拳，断自身和他人的一切后路。劳东林一生都在佩服这样的人，也渴望自己有可能这样去办一两件大事。他老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人生境界总还差那么一口气、一步路，总滞留在憾恨之乡，而没能跨越过去……

    “……”劳爷暗自感佩着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马上对余大头的这番话做出回应。余达成也不再说话，等待了一会儿，见劳爷仍不表示态度，慢慢地又去点着一支烟，从容地说道：“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强调道：“今天我这个谈话，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强迫命令，干还是不干，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好事不找我。找我，就是这种倒霉事儿……”这时，劳爷小声地嘟哝了一句。余大头立刻笑道：“那你推荐一个，全公安厅上下，还有谁比你更合适的？”“干吗光公安厅啊，全省那么些人哩。”劳爷“冤屈”地又嘟哝了一句。“全省？行。你挑。谁？我们还就想找一个比您强的人哩。在哪儿呢？”余大头做出一副十分宽容的样子，大度地笑道，趁势使了一下“激将法”。而且在这里还特地用了个“我们”，暗示他此举绝非“个人行为”。

    劳爷当然敏感到，余大头背后是“另有高人”的。他同时意识到这个“高人”很可能就是那个老书记。他做这样的猜测，有两个理由：一，如果是别的高层领导，为什么一定要调动这个余达成出面来做工作？这种事，政治上非常敏感，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犯忌”，绝对出不得半点差错；因此是只能找自己的“心腹者”去做的。二，劳爷早就听说，最早发现和提拔顾立源的，就是这个老书记。当时的陶里根还只是一个小破县，由于地处中苏边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边界上摩擦不断，战事频仍，县城里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说它是个县城，细论其规模和面貌，还真赶不上内地的一个乡镇。一两条破旧的大街，几家冷冷清清的商店和不那么景气的饭馆。江边上几十艘同样破旧的渔船对峙着江对岸那高耸的钢架瞭望塔和来回穿梭的巡逻炮艇。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那会儿的顾立源也还只是县政府办公室三个副主任中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任。一个毕业后“很不幸”地被分回家乡来谋生的大学生。当地县工商联机关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小儿子。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那些事情，可以说，顾代省长的前程并不会比他的父亲好到哪儿去。很可能就会像他无数的前辈一样，窝在这样一个小破县城里终其一生。后来他幸运地遭遇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大事，是跟全中国十来亿人一起遭遇的，那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件事似乎是“小事”，但对他个人来说，又是一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