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去，洪艺兵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周燕当时很凄惨又很压抑的喊声：“不要！不要！我痛！”这声音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他记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莫名的亲近感。随着周蒸日益出落成人，这种亲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骚动。在宣传队他其实最情愿帮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过河，周燕从不吃零食，周燕绝少剧团女孩子惯有的恶习。但是这一次，周燕应该是需要他的帮助的。他这回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丝毫表演的意思。也许有一点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他想错了。周燕还不到能够跟他沟通的年龄。周燕那时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亲给她的生活涂上的污点，她不能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徐光荣的事。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揭露了洪艺兵的丑恶嘴脸。

    五

    徐光荣当时的态度远没周燕本人那么激烈。他觉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学习学习也不是环事。洪艺兵的用心终究说不上恶毒，诗大歌大颂大好形势，我都未必写得这么好嘛！把周燕说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

    徐光荣对洪艺兵的偏爱是明白无疑的，倘不是紧接着宣传队改成剧团，随即又更换了团长，洪艺兵的梦很难说圆不了。

    这个镇跟邻省的一个镇交界。每年两个镇的文艺团体都要举行互相间的慰问演出。本来，每次都是由镇上的主要领导带队（这时候宣传队就改叫了“慰问队”）。逢到各自举行的欢迎和欢送一类仪式，都是由这位主要领导致词，宣传队的领导只负责演出。当了几年队长，徐光荣渐渐地有了不满足。在宣传队，他凡事做主，凡事说了算，做惯了主角，没有做配角的心理准备。因而，逢到慰问这一类重大的外交场合不让他出头露面，他岂能不觉得委屈。

    恐怕也是他的劫数到了，这一回他实在克制不住，镇上带队领导刚刚说完，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动站起来，高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红通通的脸上满是激动，说：“各位，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两省两镇是邻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真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满场愕然，继而就爆发出大笑。本镇的人晓得他就是这种水平，心实是诚的；外镇的人以为他在剧团是专演丑角的，说话幽默。

    镇上带队的那位领导很愤怒，回来汇报，就上纲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荣免了，去管农贸市场。这使他的演讲才能得到一个尽兴挥洒的地方，又不至误什么大事。

    徐光荣走后，宣传队正式更名为剧团，派了刘宗吾来当团长。刘宗吾原是教师出身，“文革一开始前就担任县文教局副科长。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回原籍，这次是落实政策。“刘宗吾”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学究，他说话咬文嚼字，开会讲话，一定事先写好稿子，其中凡讲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说“我”，而是说“卑职”。

    剧团换了新领导之后，洪艺气忽然觉得迷茫和空虚。刘宗吾虽然并没有怎样为难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荣那样成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弯了下去，点头哈腰微笑又变得极规范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严谨。“政委”是断不敢当了，但“政委”的原则性却是更加坚定了。

    这反倒恰恰给他惹了祸。

    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规定已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