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军长说：“好啦！只要我活着就保你无事。以鹿兆鹏同志的名义……”

    后来部队发生了揭露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场内乱，使这支刚刚蓬勃起来刚刚形成气候的红军游击队又急骤直下陷入灭顶之灾。那个特务以投奔革命的名义潜入根据进时，也带着西安地下党的路条，他比白灵晚半年来到南梁，被分配给一位游击大队长做随身秘书。他在前几天突然逃亡，游击队的情报小组从获得的证据最终鉴定出这个人可怕的身份。紧接着举行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最高密谈，内容不得而知。又紧锣密鼓似的在当晚举行了支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内容依然不得而知。白灵开始预感到自己已跌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她过于敏感，而是凭她的常识。她平时能旁听各种重要会议，名括廖、毕二人的最高决策。凡这些会议或决策，都由他们两三个机要人员作出记录，形成文字，写成决议，整个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和军政大事都对她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她没有被通知旁听廖、毕的最高会议尚可自慰，而支队长以上指挥官会议也回避她参加，她就感到不正常，一种被猜疑，不被信任的焦虑开始困扰着她尤其是支队长以上指挥员会议之后，整个根据地里陡然笼罩着一片沉默紧张的严峻气氛，白灵从那些指挥员熟悉的脸上摆列的生硬狐疑的表情更证实了某种预感。她晚上失眠了，这是进入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第一次困扰。第二天晌午，她被通知参加全军大会，会议由毕政委做肃反动员报告，宣布组成肃反小组名单，紧接着就对十一个游击队员当场实施逮捕。白灵在惊恐里猛然发现了，十一个被宣布为潜伏特务的，游击队员全部都是由西安投奔红军的男女学生，禁不住一阵哆嗦。

    白灵被调出军部编入游击支队。游击队员们不再跟她学写名字，不再求她补缀衣服，更不给她唱动听的信天游曲儿，全都用一种狐疑，一种警惕戒备的眼光瞅她。白灵很痛苦却无法摆脱，整个根据地里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仇恨风暴，甚至比对国民党当局的仇恨还要强烈。这是对内奸的，她可以理解，却忍受不住被怀疑被仇恨的压迫和冤屈。她终于决定要找廖军长去说明自己，突然被两个女队员扯回窑洞，正告她不许乱跑乱找，这时她意识到自己早已被专人监控着。七八天后，又实施了第二逮捕，被拘捕的七个人仍然是从西安来的学生。白灵心里稍一盘算，全部从西安陆续来到根据地的二十一名学生，只剩下连她在内的二女一男了，这时她又感觉到，同样的下场已不可逃脱，而且已经为时不远。

    第二次逮捕发生的前一天晚上，第一批被逮捕的十一个人中的五个被活埋。第二天，就有一张布告贴在各大队聚会的窑洞门口。白灵是在她做文化教员经常进的那个窑洞门口看到的，五个全被判定为特务。到离第一次逮捕刚刚半月时间，头批被逮的十一个中余下的六个和二次被逮的七个中的两个又被处死，同样采取的是挖坑活埋的刑罚。这种处死的办法并不被队员们看为残忍，因为子弹太珍贵了。游击队员手中的枪和枪膛里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为此有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性命。这个时候，在根据地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个事，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补充肃反小组下令逮捕。大队长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拍着胸脯对毕政委喊：“我敢拿脑袋担保那些西安学生绝对不会全部是特务！你把他们一个个活埋了等于自己消灭自己！往后谁还敢投奔到咱们这杆军旗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逮捕这位大队员的命令就形成了文字也形成事实。分歧一下子从高层逐级扩散一直到游击队员中间，裂缝在迅猛地扩大延长着。廖军长在惊悉他的爱将第一大队长被捆绑押进囚窑时，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忍耐，直接找到毕政委住的窑洞立逼他放人。毕政委毫不妥协：“拘押大队长是为了禁绝右倾思潮的蔓延，与潜伏特务有区别。不拘押大队长就会影响肃反进一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