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的就是下地劳动，最喜爱的就是在会上发言与跟上边来的领导干部谈话，他历来都是“积极分子”，他“积极”的主要目的是不劳动而得到工分补贴或者至少是救济福利。第二位年轻人，原来是专区师范教员，因为和女学生胡搞几乎蹲了监狱，最后被清出了教师队伍。但是他对副县长说，他是因为母亲年老无人照顾才回的乡。第三位中年人说话很好，劳动也不错，来路也没什么问题，然而，他是个惯窃，不但偷鸡偷羊，而且偷过牛和马。第四位是妇女，今年二十三岁，她确实是大方、开放，口上的新名词也多，不过她已经结过五次婚，离过四次婚了……总之，副县长培养的积极分子不怎么符合条件。而另外有许多金子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开会的时候睡过一次觉（那次的会开得实在是又臭又长），或者是他们见到上级干部的时候脸上显得冷冰冰，或者是他们被那四位“积极分子”背后告了一状……都被副县长忽略了过去。

    再说事吧，在农村，有时候一件不大的事也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版本，真是莫衷一是。譬如说一个人的性别，这本来是毋庸讨论的，完全可以在其出生的一刹那就由接生婆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做出斩钉截铁、至死不渝的结论来的。但是，也请试试看！如果你很晚没有结婚，如果你结婚很久没有孩子而且两口子常吵架，如果你结婚不久就离了婚，如果你的配偶作风不好……马上，你的性别就会成为探讨的话题，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编造出各种故事。当然，赛里木知道，随着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风习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具有了“公社社员”这一同一的身份，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也正在为树立统一的道德标准和看待问题的方法而创造着条件。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农村里各种人物在出身、经历、文化、年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秉性作风等等方面的差异，当然要比城市的任何单位大不知多少倍，因而，农村的事情总会是更加众说纷纭一些，取得一致的意见要更缓慢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赛里木是抱着急切地求知的心情，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下来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并不过大，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领导者。

    在公社，他和赵志恒大致地谈了谈。赵志恒建议他去爱国大队，这是一个不错的大队，那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中间，有一些很出色的人物，他们夺取了生产和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敏感的大队，地处公路侧旁，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曾经在那里活动，出现了小麦窃案和死猪闹事的事件。那里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大队领导班子恐怕也有一些问题，”赵志恒说，“六一年是麦素木在那里抓点，换掉里希提的做法我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是麦素木坚持得很厉害，公社领导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最后还是换了。”

    “现在的领导库图库扎尔是个怎样的人呢？”赛里木问。

    “库图库扎尔也是老干部喽。有能力，也有干劲。但是他不太实在，有时候说假话。”赵志恒没有说更多的，他不愿意以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去干扰领导同志亲自去调查分析的思路。

    在去庄子的路上，赛里木碰到了前去装粮的、来自乌鲁木齐的拖挂载重汽车，他上了车，直接来到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一个麦场。给汽车装麦，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驾驶员笑嘻嘻地拿出公社粮站开的三联单，生产队凭单据去粮站结账，计算在缴售任务之内，不用经过粮站的转手，麦子直接由麦场装入卡车，拉到乌鲁木齐的面粉厂。这样做，简化了手续，免去了生产队自己出车马人工装运的麻烦，不仅这么一次装运就抵得上农村多少高轮车和胶轮车的运量，不仅这样的装车可以从运输单位得到优厚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