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身想去拿电话，然而又转过头来到了楼梯边。他站在楼梯顶上，咬着嘴唇，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鼓足勇气又走了下杜刚大大的声音变小了些：“特瑞，恰莉什么时候走的？”

    一个小孩的声音说了些什么，他听不清，拿着话筒的手已满是汗水。

    “她说大概十分钟以前。”她有些抱歉，“我正在洗衣服，所以没注意。有一个人下来跟我说的。没事吧？麦克吉先生？他看上去没问题……”

    一阵疯狂的冲动抓住了他。他想轻轻地笑着对她说洗衣服？

    是吗？我妻子也是。我发现她被塞在了熨衣板正面。琼，你今天真是走运。

    他说：“那就好，我想知道他们是直接回家来吗？”

    问题转达给了特瑞，她说她不知道。安迪想，好极了，我女儿的生命掌握在另一个六岁女孩的手里。

    他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我要到拐角的市场去。”他对杜刚太太说，“请你问问特瑞，他们是坐轿车还是货车，也许我会看见他们。”

    这次他听到特瑞说：“是货车。他们坐一辆灰色货车走的。

    就像大卫。比西奥多的爸爸的那辆车。”

    “谢谢。”他说。杜刚太太答道不用谢，那种冲劲再次涌起。

    这次，他想冲着话筒大吼我妻子死了！我女儿和两个陌生人上了一辆灰色货车，而你为什么却在洗衣服？

    他并没有大喊大叫；相反他挂上听筒走了出去。热浪扑面而来，他踉跄了一下。他来的时候也这么热吗？现在好像热了许多。邮递员已经来过。邮筒里插着一张原来没有的广告单。当他在楼下拥着他死去的妻子时，邮递员来过。他可怜的死了的维奇：他们拔掉了她的指甲。这真是件可笑的事一一比钥匙记录生活经历的方法可笑得多——死亡的事实不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向你袭来。你试图在一方面保护自己，而死亡的真象却在另一面登陆了。他想死亡就像一个橄榄球队员，一个硕大无比的家伙，不停地将你屁股朝下扔在争球线上。

    赶快行动起来，他想着。他们只领先十五分钟——这并不算多，还算是一条新鲜的兽迹。除非特瑞·杜刚区分不开十五分钟和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无论如何，先别管这些。

    他开始行动了。他回到停在人行道上的汽车旁。上车前，他又回头扫了一眼已经付完一半抵押款的房子。一座整洁。漂亮的房子。如果你需要，银行会一年给你两个月的“付款休假”。安迪从未需要过。他看着昏睡在阳光下的房子，受惊的日光再次被邮筒中伸出的红色广告单吸引。死亡再次击中了他，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紧咬牙关抑制住悲声。

    他上了车，朝特瑞，杜刚家所在大街驶去。他并不真地认为自己能够追上他们，只是怀着一种盲目的希望。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看见过自己在湖滨地区针叶林大街上的家。

    现在他的车开得好些了。既然已经知道了最坏的事情，所以车也就开得好多了。他打开收音机，里面鲍伯·萨哲正在唱着（仍是老样子）。

    他尽量以最快速度驾车驶过湖滨区。有那么可怕的一刹那，他忽然想不起那条街的名字了；过了一会儿，那名字才又浮现在脑海里。杜刚家是住在布拉斯摩大街上。他和维奇曾拿这名字开玩笑。想到这儿，他开始微笑。暮地一下她的死再次击中了他，使他有些晕眩。

    十分钟后他到了那儿。布拉斯摩大街是一条不长的死胡同。

    一辆灰色货车从那边是出不去的。只有一道栅栏标明是约翰·格兰初中的围墙。

    安迪将车停在布拉摩和里治大街的交汇处，拐角上有一所上绿下白的房子，一个草坪喷头装置不停旋转着。房子前面有两个大约十岁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