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盘上，手指颤抖着。小山为他端来早饭，他摆摆手，说放一会儿吧，我吃不下。

    小山怯怯地瞧着他的侧影，看着他紧锁的眉头，饱含痛苦的嘴角。他问：

    “周伯伯，炭疽病真的这么历害吗？”

    周先生叹口气说：“当然历害。大约50年前，一场洪水过后，这儿流行过一次，死亡数万人。那时它是不治之症。现在有了盘尼西林，情况好些了，还是不能完全根治。”他叹口气说，“自从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后，人类就有了原罪，世间种种痛苦乃是我们应得的惩罚。各种恶性传染病便是地狱的使者。六世纪的鼠疫毁灭了半个罗马，中世纪它又夺走欧州2500万条人命。2千多年前天花就肆虐人类，死亡率高达25％。连流行性感冒在二十世纪初也曾使9亿人患病，2000万人死亡。这是上帝的旨意啊。”

    小山气愤地说：“周伯伯，上帝的心肠一定非常狠毒！”

    周伯伯惊慌地说：“孩子，不能说这种渎神的话。上帝是仁慈的，上帝对世界的秩序自有他的安排，你看凡是凶恶的传染病，它的病原体一般是比较虚弱的，或者生命力不强，或者难以传播。总之在它的生命之链中一定有易断的一环，使它不能在人类中任意肆虐。象炭疽杆菌，它的芽胞极为顽强，埋病畜的土壤中经34年仍有存活的芽胞，牧场一经传染可维持30年的传染性。但炭疽杆菌本身则十分脆弱，55℃加热40分钟、5％的石炭酸、阳光都能使它们死亡。如果炭疽杆菌、鼠疫杆菌、天花病毒都象大肠杆菌那样顽强和易于传播，人类恐怕早已灭亡了！”

    小山十分崇敬周伯伯，但今天他却不能服气。也许一直在不信上帝的家中长大，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种“上帝的安排”。那晚他没有再反驳，只是默默地思考着。

    他没想到，这个思考一直持续了十年。那时他已是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暑假他回到蒙城，小城也是一派大跃进的气氛，砖墙上大书着“苦干15年，超英压美学苏联”的标语。街道两旁的民房院内，不时可看见土炼钢炉在冒着白烟。皇甫右山没有留意这些政治风景，他找到那位仍在县城行医的周先生，一进门就兴冲冲地说：

    “周先生，我总算想通了，你说的不对！”

    这突如其来的责难使周医生吃了一惊。他已经头发花白，腰背佝偻，这些年因为他的宗教背景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对自己昔日的得意门生也怀着谦卑。他的学生已经是一个健壮的青年，平头，脸色红润，肩膀很宽，仍穿着小城镇的对襟上衣，两道剑眉很浓，一对小眼睛熠熠有光，闪烁着掩饰不住的傲气，那是基于对自身才华的自负。他惊惶地问：

    “什么不对？什么不对？”

    皇甫右山把他给恩师买的礼物掏出来，一本英国海沃德著的《近代免疫学》，几瓶北京酱菜，放在那张残缺不全的桌子上。诊所很简陋，屋角用布帘遮住一张土坯垒就的床，一床旧被，这几乎是这位孤身老人的全部家当。皇甫右山心头泛起一股酸楚，但这些世俗烦杂很快被他的纯理性思维所淹没。他拉老师对面坐下，兴奋地说：

    “就是你在十年前所说的上帝的安排：凡是最凶恶的病原体一般都是比较虚弱的，这样人类才有生存的狭缝。”

    老师惶惑地点头：

    “是我错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没有上帝，宗教是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鸦片。”

    皇甫右山啼笑皆非，不耐烦地挥挥手：

    “你弄拧了，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世俗化的上帝肯定不存在，又仁慈又万能的上帝不会逼迫亚伯拉罕拿长子献祭——即使是试探也未免太恶毒。他也不会因一个渎神的人就毁灭整个耶利哥城，不会因人类的罪恶而用洪水毁灭掉人类，独独留下诺亚一家。周先生，你是那样的明智旷达，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