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一下，当时会不会有人跟踪你？”

    杨叔说：“我已经很小心了，几次回头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一定有人跟踪，不然敌人怎么找到船主老范的呢？”王大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跟踪杨叔的问题，关键是他们怎么知道杨叔是共产党呢？只有知道杨叔的共产党身份，他们才有可能跟踪，不然谈何跟踪？杨叔的脑门上又没写着‘共产党’三个字，他们是怎么识别出来的呢？除非，祥和公司这个联络点已经暴露，他们知道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就是共产党。”

    周哑鸣说：“不太可能。如果联络点暴露，敌人早就包围这里攻进来了，何必等到杨叔去码头联系船主，然后再杀死船主。那不是绕了很大一个圈子吗？”

    “可是，在没有暴露联络点的情况下，他们跟踪杨叔的可能也几乎不存在，这种推理根本不成立。除非他们得到可靠的情报，知道杨叔身份。”

    “还有一种可能，”周哑鸣说，“敌人在码头撒开眼线，到处打听。也就是说，是老船主身边的知情人走漏了风声。”

    “嗯，有这种可能，”王大霖说，“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太笨了吗？万一在码头布置了很多眼线，到最后没有一点线索怎么办？难道敌人就傻乎乎地在码头等待教授抵达北方的消息？不会的，不会的，这种方法太没有把握了。”

    “那你的意思是……”周哑鸣问。

    王大霖没有回答，而是喃喃自语说：“只有一种可能，才能解释为什么敌人能找到老船主，并准确地杀害了他。”

    现场气氛像拉紧的弓弦，不知道能射中什么人。此时，王大霖和周哑鸣的眼神就像两根锋利的箭，同时指向了杨叔。杨叔心里明白，王大霖说的“只有一种可能”指的是什么。杨叔脸色苍白，摆着手，说：“别这么看我，别这么看我，我害怕。你们放心，不是我，不可能是我……要是我，我还说什么一对男女，直接说找不到船主不就……”他停住了，脑门上顶了一把乌蓝色的驳壳枪，硌得他生疼。枪是周哑鸣的。

    周哑鸣铁青着脸，厉声说：“你想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说出来，还是让子弹跟你对话？”

    杨叔一看这情景，反倒镇定下来。他抬头盯着枪管，冷冷地说：“周哑鸣同志，我劝你别这么冲动，把枪拿开，不要伤及无辜，等子弹把我全身打成窟窿，就更没有你想要的答案了。”

    周哑鸣两眼冒着火，死死盯着杨叔，质问道：“真的不是你？”

    “不是。”

    “你敢用你的党性做保证吗？”

    杨叔一听这话，嘴角、眼角的皱纹慢慢散开了。他淡然一笑，说：“党性和人格，随便哪一样我都可以担保，我不是内奸，更不是叛徒。我还可以拿我的生命做担保，如果发现我出卖革命，你随时可以把我的脑袋拿去，我死有余辜。行吧？”

    周哑鸣一听，更火了，他大声嚷道：“如果你是内奸，还有什么党性和人格？还拿来担保，有用吗？如果有，也是国民党的党性，而不是共产党的；如果有人格，也是叛徒的人格，专门出卖自己的同志……”

    “唉，唉，别越说越过火！周哑鸣，你是这里的负责人，你不能不顾党的原则和纪律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内奸？”杨叔梗着脖子问。

    “联系船主是你去的，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船主，我们祥和公司没有一个人认识范陈凯。现在，敌人很准确地找到老范，并且杀害了他，你说，敌人是怎么知道的？”

    “周哑鸣，如果你要这么推断，那我说出来的话就很难听了。我现在想说的是，请你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颠倒是非，行吗？你以为拿着一把驳壳枪，就能让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屈打成招？没门！”杨叔开始咆哮，他的眼睛同样冒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