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想着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虽然文件暂时还是安全的，但我不敢冒险让文件继续放在那儿。他们随时都可能把那本杂志扔掉。在床上辗转到凌晨两点左右，我悄悄爬起来，顺着左手那面墙在黑暗中摸索，摸到那幅《玛格丽特与她的珠宝盒》。我轻轻地从钉子上取下画，蹑手蹑脚地走到放风衣的地方，取出杂志和一两个信封(我的口袋里经常放有信封)，将粘在一起的两页广告撕开，取出那两页宝贵的、使我遭受磨难的文件。我用洗脸盆里的水将画背面又变成褐色的纸弄湿，没多久，就可以把那层纸揭开了。我把文件夹在画与这张纸之间，再借助信封上少许的胶水将褐色纸与画重新粘好，这一切做完后，我再把画挂回原处，把杂志重新放回风衣口袋里，然后悄悄地回到床上。我对这个藏匿地点感到十分满意，谁也不会想到这幅画给人弄过了，他们也绝不会想到把自己的画撕碎。我希望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丹弗斯带的是假情报，这样我就会得到自由了。

    “事实上，他们刚抓我时可能产生过放我的想法，可以后情况变得对我十分危险了，放我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来听说他们几乎想就地除掉我，只是他们的头儿，也就是他们的老板主张让我活着，因为他寄希望于我可能将文件藏起来了，而一旦我恢复了记忆，就可以将文件的下落告诉他们。在以后的几周里，他们对我严加看管，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在逼供拷问方面他们真算得上行家里手。但不管怎样，我始终控制住自己，尽管这种精神上的自控力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

    “他们又把我弄回到爱尔兰，一路上从没有放松过对我的监视，生怕我将文件藏在了什么地方。范德迈耶太太和另一个女人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她们把我说成是范德迈耶太大的年轻亲戚，一个由于卢热塔尼亚号被鱼雷击中而使大脑受伤的亲戚。一路上我孤立无援，如果冒险找人求助，我敢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个看上去非常富有、穿着人时的范德迈耶太太会让人们认为我是大脑受伤才使自认为是受了‘迫害’。我感觉到，一旦他们识破了我的谎言，我那旷日已久的恐怖感肯定会使我彻底崩溃。”

    詹姆斯爵士充满理解地点点头。

    “范德迈耶太大是个能说会道的女人，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及她的社会地位，人们一般都愿听信她的，尽管你有真凭实据指责她，也很难让人相信。

    “事情果然如我想象那样，他们最后把我送进了伯恩茅斯一家疗养院。开始我不敢断定这是一次骗局还是真的要给我治疗，有位护士专门负责照料我这个特殊病人，她待我很好，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就在我决定要信任她，告诉她实情时，仁慈的上帝及时地拯救了我，使我没有落人预设的陷阱中。那天，我的房门碰巧半掩着，我听到她在过道里跟什么人在讲话，原来她也是他们一伙的：她被安排来看护我是为了证实我是否真的丧失了记忆。经过这事以后，我变得异常敏感和神经质，不敢相信任何人。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在自我麻痹。没过多久，我几乎忘记我是真正的简?芬恩。

    我太刻意去扮演珍妮特?范德迈耶这个角色，以致于神经开始出了毛病。我真的病倒了，一连几个月都处于麻木恍惚的状态，我肯定自己活不了多久，既然如此，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我们都知道，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一旦送进了疯人院，结果常常是变成疯子。我想，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又不在乎扮演什么角色了，到了最后，已经不知道喜怒哀乐，有的只是冷漠和麻木不仁。就这样，几年过去了。

    “后来事情突然有了变化，范德迈耶太太从伦敦来到疗养院，她和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进行了各种治疗实验。他们有时谈到要把我送到巴黎的专家那儿，但最终还是没冒这个险。我偶尔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