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经常去教堂，祈求神明的宽恕，更祈求还我们往昔的平静和安宁，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和罪恶感中。”

    戴文遭遇的压力更大。如果亚蒂安之死在孩子们中间造成了一场地震，他便是处于震中地区。在曼斯菲尔德中学，“他们在大广播里宣布了这件事，我的同学们全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不论我走到哪儿，不论我朝哪个方向张望，都能看见孩子们在哭泣，或者只是站在那里发呆。而我知道，我便是导致所有这一切的罪恶之源。……我在精神上倍觉煎熬。与之相比，空军官校的新兵训练简直就如同在公园里散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么深重的愧疚”。

    很快，周围的人们也察觉到了戴文和黛安娜的变化。戴文在学校里“变得更寡言，总是一副心情沉重的样子，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几乎是自我封闭了。但大家都没有往别处想，以为他也是受到了惊吓，极度悲哀。不过他从没跟人谈起过”。一位同学回忆说。

    亚蒂安的好朋友爱波儿·格罗曼在艺术课上画了一张亚蒂安的画像，她拿给戴文看。“画得不错，爱波儿。”戴文只说了一句。

    当戴文和黛安娜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用两只胳膊环绕着她，好像生怕她逃掉了似的。”黛安娜的一位亲戚说，“两个人仿佛互相包裹掩盖着对方。”

    “只要有戴文在场，你简直就不可能单独和黛安娜说话。”另一位亲戚说，“圣诞节那天，她带了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想对黛安娜说我们爱她等等，你知道，就是逢年过节的那一套。最后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单独和她在厨房里，刚讲了没两句，戴文就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