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公诉方还发现了一封莱尔当年写给一位女友的信，指示她如何在法庭上作伪证。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被告方律师一致认为，第二次庭审期间莱尔不宜再出庭作证，因为公诉方所掌握的那些证据足以对他进行弹劾。由此一来，莱尔的两名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事先准备好的一些证人、证据和策略等等都无法派上用场。在传唤了25名证人之后，被告方宣布听证结束。

    在公诉方为时四天的总结性发言中，戴伟·康恩认为，蒙纳戴兹兄弟关于他们自小被父母虐待的说法是“曾在法庭上讲述过的最愚蠢最荒唐的故事”。他形容艾瑞克的证词“满纸谎言，自相矛盾”，并敦促陪审团裁决这两个杀害亲生父母的不肖之子一级杀人罪。

    代表艾瑞克的蕾丝丽·阿然逊则通过她的发言继续反驳公诉方提出的“图财害命”的作案动机。她谴责戴伟·康恩不遗余力地要打赢这场官司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在三桩轰动全美的大案中连连败诉：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一次庭审和O·J·辛普森双命谋杀案。洛杉矶的检察官们极需靠这场官司捞回面子，报复被告方。

    莱尔的辩护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在发言中与蕾丝丽·阿然逊相互呼应，但低调得多。他说谋杀案以前，莱尔已经相信他被剥夺了继承权，如果父母双亡则意味着他将一文不名。因此，“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杀人动机显然不能成立。查尔斯要求陪审团在审议时考虑，莱尔实际上只枪杀了霍塞，他不应该对凯蒂的死负责。

    陪审团自1996年3月1日离庭审议，其间有两名陪审员因病离任，她们的席位由一男一女两位候补陪审员接替。新组成的陪审团经过4天的讨论，于3月20日作出裁决：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各自被指控之两项一级杀人罪和一项策划阴谋罪全部成立。

    时隔一天，双方的律师当着同一个陪审团开始了本案为期三周的量刑听证。量刑听证的程序和庭审基本相同，只是规模要小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4月4日，威廉·费卡立博士再次为被告方出庭作证时，公诉人戴伟·康恩在交叉取证中迫使他承认，他曾在蕾丝丽·阿然逊的授意之下篡改了他对艾瑞克的诊断笔记，大段大段地删除了笔记中于被告方不利的内容。

    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马上请陪审团暂时离庭。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威廉·费卡立博士是狱方为艾瑞克指定的精神病专家，因为艾瑞克被捕以后情绪极度低落，并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自1990年6月起，费卡立博士每周一次到狱中与艾瑞克见面。费卡立博士曾在本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为被告方出庭作证，这天是他第三次走上证人席。

    4月5日，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拒绝在法庭上回答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问题。

    同日，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驳回了被告方以“舞弊”为由撤消本案的请求，指出对莱尔·蒙纳戴兹的审理不受“舞弊”事件的影响，因为蕾丝丽·阿然逊不是他的律师，并认为，如果蕾丝丽退出，艾瑞克的另一位律师巴瑞·莱文完全有资格接手此案。

    4月6日，公诉人戴伟·康恩向法庭陈述了事情的经过。1993年第一次庭审前，蕾丝丽·阿然逊按规定向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呈交了被告方有关本案的物证，其中包括经过篡改的威廉·费卡立博士的笔记。在此次量刑听证期间，某日，戴伟·康恩需要在法庭上查阅该笔记中的某些章节，但他把自己那一份副本忘在了洛杉矶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便临时借用公诉方另一位专家证人狄亚兹博士手里的副本。狄亚兹博士不曾参加第一次庭审，1995年他向被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