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倍的、动机险恶的凶杀案。是的，以前已经有过了上千宗，今后也许还会有上千宗，无论这两个孩子是被绞死，还是坐牢。如果绞死他们可以阻止未来更多的谋杀，我或许会亲手将他们送上绞刑架。事实上，如果杀一真的能够儆百，我会赞同所有的死刑，只要被绞死的人不是我自己。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那些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就像它们曾经发生过一样，至少就这个话题而言。”

    “我们的法律中写进了考虑减刑的变通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年龄。为什么？”达偌博士环顾四周，而后自问自答，“很简单，因为孩子们不可能对生活对社会作出和成年人一样的判断和决定。”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都知道孩子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幻想，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在梦一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并非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很多孩子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激，不懂得尊敬，不懂得负责任。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幼稚，还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弱小，还需要成年人的保护。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9岁（克拉任在这里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理查德·洛易的生日是6月，他刚刚满了19岁。也有一种解释说，克拉任指的是他们作案时的年龄——笔者注）。法律尚不允许他们签订合同，不允许他们未经父母同意私自结婚，不允许他们投票选举，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成熟，还不具备可靠的判断能力，因此，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在1924年，参加投票的法定年龄是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