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眼，然後开始作开场白。是他要求开会的。

    他一直在深入调查这些年来社会福利部与莎兰德之间的冲突——他称之为「精神病患线索」，也确实蒐集到不少资料。法斯特清清喉咙之後，转向坐在他右手边的男人。

    「这位是彼得·泰勒波利安医师，乌普萨拉圣史蒂芬精神病院的主任医师。很感谢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协助调查，并告诉我们他对於莎兰德的了解。」

    茉迪打量着泰勒波利安医师。此人身材短小，一头鬈曲的棕发，戴一副金丝眼镜，还留着小山羊胡。穿着轻便，米色灯芯绒夹克、牛仔裤和钮扣一路扣到脖子的淡蓝色条纹衬衫。他的五官分明，外表有些稚气。茉迪曾遇见过泰勒波利安医师几次，但从未与他交谈。她就读警校最後一学期时，医师曾经去发表过关於精神疾患的演说，还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到了精神病患者与年轻人的精神病态行为。另外她出席过一名连环强奸犯的审判，当时泰勒波利安医师以专家证人的身份被传唤出庭。这几年来，泰勒波利安医师参与过许多公开辩论，已是瑞典最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严词抨击精神病护理预算削减导致精神病院关门大吉的情形，因而成名。那些明显需要受照顾的人被丢到街头，注定要成为游民福利案例。自从外交部长遇刺後，泰勒波利安医师一直是某政府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也提出了精神病护理预算日益减少的报告。

    泰勒波利安一面向组员们点头致意，一面往自己的塑胶杯里倒矿泉水。

    「我们得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他谨慎地开口说道：「像这种情况，我实在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预言成真。」

    「你的预言？」包柏蓝斯基不解地问。

    「是的。很有讽刺意味。安斯基德命案发生当晚，我正好在上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讨论我们社会上几乎无所不在的定时候弹。真可怕。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想到莎兰德，但是我举了几个例子，都是应该接受治疗却还在大街上自由活动的病患——当然我用的是化名。我推测光是这一年内，警方将必须侦破六起由这一小群病患所犯下的杀人案或过失杀人案。」

    「你认为莎兰德也是这些疯子之一？」法斯特问道。

    「我们不会用『疯子』这个字眼。不过她毫无疑问正是那种神经紧张的人，我若有权决定，就不会让这样的人进到社会中来。」

    「你是说她在犯罪之前就应该被关起来？」茉迪问道：「这并不完全符合一个法治社会的原则。」

    法斯特皱起眉头，对她露出不快的神情。茉迪不明白为什麽法斯特对她似乎总是如此不友善。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泰勒波利安回答道，无意中也为她解了围。

    「这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确实不同调，至少就目前的社会形态而言是如此。这是一种平衡之举，既要尊重个人，也要尊重那些可能因精神病患者而受害的人。每个个案都不同，因此每个病患必须个别治疗。但我们精神医学界难免也会出错，将不应该出现在大街上的人给释放出来。」

    「好了，我想我们不需要太深入探讨社会政治学。」包柏蓝斯基小心地说。

    「当然，」泰勒波利安说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案例。但我想说的是，各位都得了解莎兰德是个需要医护的病人，就像任何因为牙痛或心脏病而需要医护的病人一样。她还是可能痊癒，如果趁她还能够医治的时候接受治疗，她就会好起来。」

    「这麽说你并不是她的医师？」法斯特说。

    「莎兰德的案例牵涉到许多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她十来岁时是我的病患，而当她满十八岁，被法院判定接受监护时，我则是负责评估的医生之一。」

    「能不能请你对她的背景稍作介绍？」包柏蓝斯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