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我一开房间门，忽然看到地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我把它捡起来，发现居然是个BP机，汉显的，上头还留着一句话：“哥们儿，就用这个，随时联络。”

    药不然这小子，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段，居然扔了这么个东西在这儿。BP机是单向的，我被动接受信息，对在逃的药不然来说，这种方式联络起来相对安全一点。我把它别在裤腰带上，早早离开旅馆。一出门，一群记者们却扑了上来，不停地问各种问题。幸亏我在出发前，已经从上海旅汽预约了一辆普桑出租车。我一言不发，等到车一到，立刻直接上车扬长而去。那些记者没准备骑车，追赶不及，一个个气得哇哇直叫。

    我径直开到虹口邮电局，办了个国际长途业务，然后钻进无人的电话间，拨通了黄克武在香港的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起来了，黄克武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但却充满了疲惫。我说我是许愿，对面劈头就问：“你把烟烟救出来没有？”

    我说戴鹤轩已经撤诉，她很快就能释放。黄克武问我在哪儿，我说在上海。他顿时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把我训斥了一顿，质问我为什么不陪着她。

    我懒得辩解，等他骂累了，我直接问他从哪里得到大齐通宝的。黄克武说你问这事干吗，我终于忍不住怒火：“我还能干吗，当然是要调查《清明上河图》的事情！您当初把大齐通宝给我，怎么回事也不说清楚，害我在戴鹤轩那里差点吃了一个大亏。现在五脉生死存亡，你们这些老前辈说话能不能直接点，别藏着掖着好不好！”

    我发了这么一通脾气，黄克武那边沉默片刻，居然没骂回来。我听到话筒里传来一声叹息，然后黄克武悠悠道：“好吧，好吧，你小子翅膀硬了，连我都敢骂啦。我告诉你就是，这也不是什么丢人事。”

    原来这枚大齐通宝，是黄克武在五十年代的上海买到的。当时他来上海出差，在闸北区的一家文物商店谈事情的时候，正好目睹了一起收购。

    来文物商店卖东西的，是个老头子，戴着玳瑁腿的小圆眼镜，穿一身黑马褂，一看就是经营古董的老掌柜。他带着两个大木盒子，一个后生拿扁担挑着。老掌柜抖着手，一件一件往柜台上搁。

    黄克武站在一旁看着，心里明白老掌柜为啥手发抖。这些买卖古董的人，要把自己心头肉交出去，那比剐了他们还难受。但大环境在那里摆着，也由不得他们选择。那时候已经解放，全国都在大改造，古董界也未能幸免。五脉都要改组学会，更别说是普通古董店铺了。这些铺子有两个选择，一是合并到文物商店去，公私合营；二是把东西都卖给文物商店。这老掌柜选择的显然是后者。

    黄克武拿眼睛一扫，老掌柜带来的货色不错，明中的斗彩瓷瓶、清代的铜炉玉佛、汉代的方印、秦代的瓦当，还有几幅书画，品类很杂，搁到市面上都能卖出好价钱。

    负责收购的是个小青年，老掌柜搁得特别小心，他却不当回事，随手拿起来乱看。等到老掌柜摆完一箱，小青年拿着笔一点，说一件五块，一共二十件，那就是一百块钱。老掌柜当时就急了，说同志你不能这样，文物哪能这么报价。小青年眼皮一翻，说我这规矩就是这样。老掌柜“唰”地展开一幅画，说这是孙克弘的《溪边对谈图》，从前要卖八十银元都不止，又拿起一块墨，说这是查士标亲笔题写的松墨，光这两样就得两百多银元。

    小青年听得不耐烦了，拿手一挥：“那是旧社会，都是封建地主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现在可不兴这一套。一件四块，你要还啰唆，就三块一件了，你自己掂量着看。”老掌柜气得要死，一跺脚，说我不卖了。小青年冷笑：“你不卖给文物商店还能卖哪儿去？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其他商店，让他们就按这个价给。看看你的脚程快，还是我的电话快。”老掌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