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阴部……”韦斯利顿了顿，显得很困惑，“贝丽尔被杀与私人恩怨有关。毁容、过度砍杀都表明她认识凶手，甚至交情不浅，凶手对她沉迷不已。但远距离监视与跟踪的行为又说不通，这些属于陌生杀手的行为。”

    马里诺又在玩韦斯利的奖品，他一再地转动弹匣。“要不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那浑蛋有上帝情结，也就是说，只要你听他的，他就不杀你。贝丽尔不守规矩，不但离开这里，还插了个‘售屋’的招牌，不可饶恕。坏了规矩，就要接受惩罚。”

    “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问韦斯利。

    “白人，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很聪明，出身于破裂家庭，缺少父亲做典范。他小时候也许遭受过虐待，身心方面可能都受过创伤。他很孤僻，但不代表他独居，也可能结婚了，因为他知道必须维持公共形象。他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有着强迫性人格，也是个窥淫狂。”

    “嘿！我抓过的人有一半都属于这种。”马里诺讽刺道。

    韦斯利耸耸肩。“我说得不一定准，彼得。他也可能只是个落魄的家伙，到现在还跟母亲住在一起；也可能有前科，多次进出监狱。谁知道？说不定他在市中心的证券公司做事，没有前科也没有心理病历。他似乎都在晚上打电话给贝丽尔，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上午打的电话是在星期六，她在家里工作，多数时间都在家。他利用方便的时间打电话，而非蓄意找贝丽尔在家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个上班族，朝九晚五，周末休息。”

    “除非他在上班时打电话给她。”马里诺说。

    “不是完全没可能。”韦斯利承认。

    “他的年龄呢？”我问，“你不认为他会比你说的更老点？”

    “不大可能，”韦斯利说，“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我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冷了。我终于告诉他们，昨夜马克说的关于贝丽尔的合约纠纷，以及她与盖瑞·哈博谜一样的关系。韦斯利和马里诺都好奇地看着我。首先，一名芝加哥律师的夜访听起来有点奇怪。再者，我掷出一记变化球。他们俩一定没想到凶手杀死贝丽尔有某种动机，连我自己在昨晚以前也不会想到。一般强暴杀人案的动机就是没有动机，凶手犯案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而且有机可乘。

    “我有个弟兄在威廉斯堡当警察，”马里诺说，“他说哈博是个极孤僻的人，平常开辆老劳斯莱斯在街上逛，也不跟人说话。他住在河边一栋大房子里，从不邀请人进去。而且那家伙很老了，医生。”

    “没那么老，”我反驳道，“只有五十五岁上下。不过没错，他是很孤僻，好像只跟姐姐住在一起。”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韦斯利看起来有些沉重，“彼得，看看结果可以差这么远。不论是不是哈博，至少他可以给我一点线索，或许替我们想想M先生是谁。显然这是她熟识的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情人。一定有人知道他是谁，只要我们找到此人，事情就有进展了。”

    马里诺不喜欢这个主意。“哈博不可能跟我谈，也没理由强迫他跟我谈。还有，就算他有动机，我也不认为贝丽尔是他杀的。如果他要做，早就做了，为什么要等上九到十个月才动手？而且贝丽尔应该能听出他的声音。”

    “哈博可以雇人动手。”韦斯利说。

    “如果是这样，贝丽尔的尸体应该只有后脑勺被枪射穿，”马里诺说，“多数杀手不跟踪，也不打电话给受害者，更不用刀，也不强奸。”

    “大多数的确不会，”韦斯利同意，“可我们并不能确定凶手强奸过受害者，没有精液。”他转向我，我点头表示确认。“当然，凶手说不定有性功能障碍。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故意将被害人的尸体摆成遭受过性侵害的样子，以转移办案目标。一切要看受聘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