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至于伯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问我现代人有没有用来像埃及人那样在宝石上刻出精美浮雕的显微镜。正在我考虑如何作答时，矮小的波诺纳医生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发言了。

    “看看我们的建筑吧。”他忘乎所以地大喊，使两位旅行家大为愤慨，他们把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无济于事。

    “去看看，”他冲动地嚷道，“看看纽约草地球场的喷泉！如果这个设想不着边际的话，就去端详一下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接着这位身材矮小的医生十分详细地形容了他所提及的那个建筑物的各部分比例。他说光是门廊就有二十四根柱子作为装饰，每根柱子直径五英尺，间隔十英尺。

    伯爵说很遗憾他一时记不清阿兹纳克城那些主要建筑的具体面积，它们建立于悠悠的远古，不过直到他下葬的时候，那些遗迹还屹立在底比斯西边广袤的沙漠中。不过，（说到门廊）他记得在某个名叫卡纳克的郊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其门廊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构成，每根柱子周长为三十七英尺，间隔为二十五英尺。有一条两英里的大路从尼罗河直达宫殿的门廊，路旁林立着狮身人面像、雕塑、方尖塔，高度从二十、六十到一百英尺不等。宫殿本身（据他回忆）的一个边长为两英里，周长大约有七英里，内外两面墙壁都绘满了华丽的象形文字。他虽然没有一口断定，说在那座宫殿的围墙里可以建造五六十幢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不过他显然认为二三百个国会大厦稍微挤挤未必就塞不进去。然而，他（伯爵）无法矢口否认医生描述的草地球场的喷泉确实新颖别致、气派宏伟、无与伦比。他不得不承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设计。

    这时我问公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根本不值一提。设计拙劣，铺设得也很粗糙，当然比不上我们宽阔平直、装有铁槽的砌道，埃及人能在砌道上运输整座寺庙和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坚固的方尖塔。”

    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