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等于是投资管理公司支持了，而且，王天容还拉着樊大章一起去见姚秉诚。当着姚秉诚的面，借专家学者顾问之口，继续给这个新思路戴高帽子。当姚秉诚对这个新思路已经有了明确的印象，并表示原则赞同之后，王天容又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地暗示这个思路的始作俑者是樊大章。

    王天容说：“当初，樊书记提出这个思路的时候，我还以为行不通，咨询了有关方面之后才知道其实是可行的，并且还是改革开放的又一项新创举。看来，我还是要加强学习呀。”

    正是这种不经意，显示出王天容政治上的成熟，成熟到一点都不露痕迹。拍马屁能够拍到不露痕迹，就表示拍的技巧成熟了。这种成熟，在官场上非常有用。

    按说，王天容和樊大章现在都是企业的负责人，应该不属于官场上人，但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特色，他们其实都还是官场上人，因为他们都有可能随时回到官场上。正因为如此，樊大章对王天容这番不经意的恭维就感觉非常顺耳、非常受用。顺耳和受用的原因并不表示他自己浅薄，想听恭维话。其实，像樊大章这样级别的领导，又处在这样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假如要想听恭维话，那是听不完的。樊大章之所以觉得王天容不露痕迹的恭维顺耳、受用，是因为他相信这番话姚秉诚已经听进去了，并且听了一定印象深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樊大章这也是顺领导所顺，受领导所受，跟“急领导所急”差不多。

    樊大章在这个时候能有这样的感受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知道，马上又要换届了。并且他还进一步知道，姚秉诚不是去江西担任常务副省长，就是去国务院担任一个什么办公室的副主任，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的，所以，如果是去国务院，姚秉诚差不多就相当于部长了，至少相当于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假如要印名片，那么，名片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上“副主任（主持工作）”或“副主任（主任为国务院总理）”。不管怎么写，都是实事求是，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一句话，反正市委班子又要重新调整，而只要市委班子重新调整，那么政府班子也必然重新调整，这就叫“保持一致”，只要保持一致，樊大章就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比如出任副市长的机会。

    在樊大章看来，能够进政府班子担任副市长当然比现在的位置好。首先是好听，按照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好传统，各级政府部门对于各级领导的称呼一律都采用简称，就是把“副”字精简掉。比如副市长一定称为“市长”，副书记一定称“书记”。“市长”当然比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好听，因为现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舍得花几千块钱，找中介公司注册一个什么公司，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上就可以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董事长”三个字。这还是胆子小的，胆子大的，即便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司，也可以印上一盒名片，并且在名片的左上角还印上一个烫金的国徽，或者是代表临港市政府机关的拓荒牛的图案标志，仿佛他是政府机关的“直属董事长”。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根本看不出这种“直属董事长”跟樊大章的区别，说不定还以为他比樊大章官大。而市长就不一样了，即便在市长前面强行加上一个“副”，一听也知道比任何董事长都大。所以，樊大章在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和副市长之间，当然更倾向于当副市长。

    另外，樊大章是个非常廉正的人，并不打算在现在的职位上捞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既然不打算捞什么个人经济利益，那么占着那个位置就更没有任何意义。正像他的一个当作家的同学对他说的那样：“不捞钱你占着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干什么？”

    樊大章是真的不想捞钱，并且他也不知道捞钱干什么。樊大章的父母双亲已经去世，去世之前都是离休老干部，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是国家出的，正像父亲当年说的，党是最大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