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步文在培训中心食堂匆匆扒拉完晚饭，便丢下饭碗，骑上摩托车，直奔海关大楼，去找曾培松关长。

    曾培松是总署派到港城任职的，老婆孩子都在京城。虽然他生活无人照料，很是清苦，但同时也省去了很多烦心事，倒也自得其乐。由于他不擅交际，其实说到底是海关关长的位置使他不敢交际，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加上他除看书看报看电视外，基本上没什么爱好，那些想在他身上动脑筋的人也找不到缝隙，无从下手。他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办公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或是说规律。偶尔参加外事活动或是陪友邻部门领导和与海关业务有联系的重要客人去酒店或是休闲娱乐场所，他反而感到不适应，不舒服。房修夫市长曾不止一次开玩笑说他不像是从京城来的，倒像是五六十年代的乡长书记。他很清楚现在这样的评价已无褒扬之意，而是贬损和奚落，还带着些微的鄙夷。但他没有去计较，只是一笑了之。他是在香港回归的那一年来港城海关任职的，恰逢世纪之交，改革开放也进入关键时期。这些年来，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他是旁观者，也是亲历者，总的来说，他是痛苦大于欢乐，觉得愧对金钥匙和商神仗架起的海关关徽，作为关长是不称职的。走私风潮在港城愈演愈烈，在世纪末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地方政府的糊涂观念和一些企图在这里分得一杯羹的官员推波助澜，使走私贩私在港城渐成气候。上任之初，他也曾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以不负总署的信任和期望，采取了有力措施，实施了几次大行动，但最终并没有见效，而且还使海关越来越孤立。因为关员们大都是港城本地人，他们不愿成为众矢之的，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他的雄心壮志。他不得不在这种上下左右的围困中作徒劳的冲突，在重重挤压的夹缝里艰难地喘息。深深的无奈和近乎于绝望的悲哀伴随着他进入了21世纪，年过半百的他不得不做好了告老还京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缕曙光。不仅中央下了严打走私的决心，而且人们已渐渐看到了走私带来的诸如国内企业受创，大批工人下岗，经济建设受阻等等恶果，意识到走私犯罪是国家的大敌，是危及到民族利益和加剧腐败的罪恶渊薮，开始对走私深恶痛绝起来。还有就是有王步文这种目光远大，执着于国家利益，又有着非凡勇气的斗士，一直坚守着防线。他开始有了信心，决心在退休前完成自己在港城的使命。这些天来，他紧张地谋划着行动方案，寻找着突破口，希望能有个好的开局。可令他气恼的是王步文竟然辜负了他的热切期待，不愿意出山，要躲进书斋弄什么研究著书立说。他现在不需要理论家，他需要的是持枪抡刀上阵的战士。王步文几年前的非凡勇气和大胆举动不能不让他刮目相看，断定这个“胆大妄为”的愣小子将成为他的得力干将，他绝不会放任他去务虚，而要把他从书斋里拉出来，披挂上前线。这个周末他就在反复思索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王步文逼出来，让他改变主意，尽快去缉私处出任处长。这对他能否实施行动方案，最终取胜将至关重要。

    王步文到了海关大楼下，抬眼望了望，关长室的窗子果然亮着灯光。他扎好摩托车，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楼门。他与曾培松有相似的地方，也是孤身一人在港城，父母都是闽北山区的农民，了无牵挂。他上个世纪80年代从部队复员，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公务员考试，有幸走进海关大门，分配到港城。应该说是敞开国门的春风把他吹进海关的。那时，他二十刚刚出头，真可谓是风华正茂，青春激荡，带着懵懂的憧憬和理想穿上了海关制服。当时关服没有现在的帅气、威风。记得当他和一群年轻关员头上佩戴国徽，胸前别着徽章，抬腿摇臂，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海滨大道走向码头时，路人们无不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懂得海关的定义和关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