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力和弹药来进行一场比我们预计的规模要大四倍的战争。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定下决心和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在作出反应的问题上，我们的总统和军事领导人没有产生片刻的犹豫和怀疑，这是值得赞扬的。从汉城发出的宣布南朝鲜领土遭受北朝鲜军队入侵的电报，于六月二十四日①(星期六)下午九时三十分左右传至华盛顿。下午十时之前，电报的副本就交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手中。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总统正打算在那里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星期日凌晨的头几个小时，政府各部门的值班官员一直在忙着确定他们必须通知的人员名单，以便向那些需要首先知道战争已在朝鲜爆发的人发出通告。

    美国在长期采取让朝鲜任凭命运摆布的政策之后，这次是否会作出什么不同的反应，那是很难肯定的。我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我们这些最先听到从世界另一面传来的不祥消息的人，内心里大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如果总统在确定应该首先采取何种行动之前能够先与自己的所有顾问郑重其事地进行磋商，那就不会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了。可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优柔寡断、瞻前顾(华盛顿时间比汉城和东京时间早十四个小时。——作者)后并不符合杜鲁门总统的性格。数小时之内，他就命令使用“美国空、海军力量为南朝鲜政府军提供掩护和支援。”

    六月三十日，他批准了麦克阿瑟使用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此后不久，他又授予麦克阿瑟“使用其所属地面部队的全权。”

    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在美国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感受到。我认为，我们的绝大多数公民，由于深受报刊和政客的影响，由于本身强烈的主观愿望，觉得朝鲜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发生了一场火灾，不久就会被我们留在那里专门负责这类事务的人所扑灭。可是，各处的军人听到这一消息却深感不安。他们对于国会减少预算将我们的军事力量砍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情况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长期所关心的并不是苏联的什么意图，而是苏联的实力。此时，大部分军人感到担心的是共产党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消息是如何传给我的，它对我的影响又是多么地深刻。一九五O年六月，我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在五角大楼值班。当时，我刚刚结束了对宾夕法尼亚州国民警卫队第28步兵师的视察。那一夜，我象其他许多正在酣睡的人们一样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当我听到来自午夜华盛顿的一个镇定而准确的声音告诉我莫西奥大使发来的消息时，越来越感到惴惴不安。我将能体谅人的妻子叫醒，把我的忧虑告诉了她，并且让她赶快穿好衣服，作好回首都的准备。当我们走向自己的汽车时，卡莱尔兵营的重要人物住宅区沉浸在乡间的静谧气氛之中。当整个乡村仍在酣睡之际，我们在夜暗中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很少交谈，但彼此心照不宣，纳粹投降以来我们所享受的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现在已经结束，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将再也享受不到这种和平了。我不禁想到了这条道路两旁乃至全国各地正在熟睡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多么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不用说，我们能够投入朝鲜的首批部队只有海军和空军，他们已经担负了将那里的全体美国公民和少数外国人转移至安全地区的任务。以海军中将阿瑟·斯特鲁布尔指挥的第7舰队为主力的海军，赋予其主要作战部队第77特混舰队以这样的任务：在消灭敌人所有的海军力量之后，封锁朝鲜的海岸线。朝鲜战争编年表中所记载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地面部队的艰苦战斗，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因为地面部队曾被迫与一个足智多谋、数量上占优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敌人日以继夜地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但是，美国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