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议者之尽也”。

    连卢之翰、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地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地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便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地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地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

    就这样，他们成功地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与进来，接过《天下纸》未完的争论。

    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撕破了脸皮。

    而这次的裂缝，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更加头疼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地觉察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

    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受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

    因为如果是那样，就将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吗？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吗？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

    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

    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份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