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者集体。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