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2
他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的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埃尔莎·基特在约翰逊夫人于白宫举行的午餐会上抨击这场战争时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斯波克医生在对和平示威者说，“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时，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这样，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抵制，而这支歌把总统的战争政策完全说得一钱不值(“那个老糊涂虫还在说：‘干下去’”)。还有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他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医生，他拒绝训练派去为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务的医疗队人员，理由是根据纽伦堡审判原则，他将因此而成为战犯的一名帮凶。1967年6月对利维医生的进行军法审判时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这场战争称为“凶暴的罪恶”。他被判有罪，判处三年徒刑，当即给带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战中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道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一种能燃烧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装部队招募工作人员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对待，有时被撵出大学校园。代表三百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每年接受中央情报局20万元津贴一事，于1967年的圣瓦伦丁节被揭露，使全国学联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们发动了“停止征兵周”，并组织了五万多名示威者进军到五角大楼的台阶前去示威。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反征兵活动——把八张征兵卡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门口，与奥克兰的警察持续进行了五天战斗，力图阻止从征兵站运载应征人员前往军事基地的大轿车，占据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达三天之久为了使大家注意反战行动。
这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大学生们正好是在适龄入伍的年岁。1966年每月征召人数几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数五千人的十倍，大学生缓役的表格发得越来越少了。对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语、小徽章和巨幅招贴等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尔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传单，提供如何设法使自己通不过征兵局体格检查的窍门。(“去时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个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几个星期前用普通针来回刺你的胳膊。”)赫尔希将军对此进行回击，他向全国4088个征兵站发出指令，要他们把抗议者重新列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表示反对，说赫尔希越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指控说，利用征兵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蛮横的”。但是赫尔希不肯让步。后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后在那里年轻的美国逃亡者竟达万人左右，他们在多伦多的大学生和平行动联盟之类团体的协助之下，安居下来。
随着国家两极化的发展，鹰派变得更为好斗了。为了回答俄勒冈州的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不约而同的反战演说(前者说，“美国正在把人类引入决无胜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把新的战争拨款提案叫做“供无限升级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扯起国旗来抨击“鼓励共产党人拖长战争”的人。朗说：“每逢我看到美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就豪情满怀……我衷心祈祷投降者的白旗永远不要在这里升起来。”埃弗雷特·德克森预言说，如果越南失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就将“暴露无遗”。曼哈顿的鹰派在巴特里公园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感恩节守夜行动，同时要求，对这场战争持赞同态度的人开灯行车——霎时间每一条公路都鲜明显示出全国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分裂状态。
林登·约翰逊一如往日，嘴里说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顶白帽子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