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一座炸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弄回来一只破裂的生锈的小锅炉。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焊接工具，把它修补好，现在他就利用它暂作为水桶，装水到大使馆来。如果他不这样干结果会怎么样，谁也没有说。水管仍然破裂，而且现在到处的水管都已破裂，市政府的水槽车光是供应医院和救火队就已难以负担。

    一天又一天，就象理所当然似的，拜伦在炮火底下空袭之中运着水，对自己的恐惧开着玩笑，常常比现在这样弄得

    更脏地回来，因为他一听见一颗榴弹炮炮弹在空中飞过的“嘘嘘”声，就得钻到瓦砾堆里面去躲着。斯鲁特从来没有听到过许多人所描述的这种“嘘嘘”声，而且他也永远不想听。尽管有这些恐怖，拜伦?亨利倒的确看来在这围城之中挺能自得其乐。这种思想状况斯鲁特认为比他自己更为愚蠢，没有什么可佩服的。他自己的恐惧起码是合情合理的。娜塔丽曾经把拜伦说的觉得挺好玩之类的话对他讲过。斯鲁特想，这小伙子有神经病，他那种过分和蔼可亲的好脾气是假面具。不过他天天运水却是无法否认的一件好事情。

    亨利在娜塔丽?杰斯特罗不到医院去的时候老缠住她，斯鲁特为此也很感激他，不过比较隐蔽。娜塔丽是在华沙的一个能够看透他内心恐惧的人。到现在他肯定她还没有看出来，那只是由于她和他接触不多。这女孩子在华沙，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使他心里痛苦得要恨她。这是因为，她的存在，她没从世界上消失，使他感到内疚和烦恼。他对这个意志坚强的黑头发犹太姑娘有一股狂热的肉欲，可是他又不愿意和她结婚。他是一个处理浪漫的男女关系素称手腕圆滑的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逢到过这样一个铁一般的姑娘。她在巴黎中断了他们的肉体关系，从来没有再恢复过；她对他说过五六次，不要管她，把她忘掉——这是一件他办不到的事情。那么，可恶的是，为什么在这倒霉的时刻，在这大破坏的地方，在这炸弹炮弹下颤抖的城市里，他正肩负着他这辈子最沉重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吓昏、所阉割的时候，她却扑到他身上来？他比任何东西更怕把自己的恐惧向娜塔丽暴露，除了真的受伤。现在他想，如果他们都活着逃出去，

    他一定要集中他的意志力量把这段拖泥带水的事情一刀两断。她也许有这个能力能燃起他的欲火，然而她是无可救药地顽固和外国气派，对他的前途和对他自己完全不利。现在她倒没有老挡在他面前碍他的事，这真得感谢这个浑身肮脏、呼呼睡着的青年人。

    不一会儿，史塔钦斯基市长坐着一辆旧的大轿车来了。他是个留胡子的矮胖子，里面穿一件绿毛线背心，外面穿一套没有烫的脏黑衣服，鞋上沾满了红泥。他有一种热情的、激动的、几乎快活的神色。这个人领导着一座垂死的城市，他的广播演说比任何东西都有效地促使华沙继续战斗。一晚上他几乎很难睡两个小时觉。整个城市的负担都落在他身上。每一个人，从外交使团到街上的救火队员和医院的医生，有什么需要，都跳过市政府懒散的官僚主义，直接向他提出。然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活跃，那么富有战斗精神；他是眼前的英雄，也是所有尖刻嘲笑的对象。最近几天德国飞机扔下来的新型重磅炸弹，被叫做“史塔钦斯基卷心菜”；反坦克的钢制尖桩，被称为“史塔钦斯基牙签”。

    “这是谁？”市长的一只肥粗的大拇指指着长沙发问。

    “一个小伙子。睡着了。他听不懂波兰话。我可以叫他出去。”

    “不要紧，不要紧，”史塔钦斯基举起两只手摇着，在斯鲁特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两只肥厚的手放在膝盖上，吁了一口长气。他环顾了一下这个陈设着讲究家具的宽敞房间，手指在光亮的写字桌面上划着。“啊，你们这里看来一切都好。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办？你的人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