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言论中都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王道大言，于实际政见之冲突却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地既不涉及对赵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乐闲离赵的是非评判，只是大发一通迂阔之论，绕着谁对不起谁做文章。两千余年后读来，犹觉其絮叨可笑，况于当时大争之世焉！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之话感慨云：“召公夷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司马迁将燕国长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归结于“天下阴德”说，姑且不论。然则，司马迁对燕国灭亡之原因，却没有涉及。

    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