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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烈乱族性亡强国不亦悲乎
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荀况,首创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与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慎到之《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而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而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国只有在战国之世,才能产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学说。我们要说的仍然是,此论独生于赵国思想家,生于豪侠尚乱的社会土壤所诞生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刻反映了赵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恶的一面。唯其有尚恶之风,故赵国之乱政丛生有了又一注脚。

    强大的赵国已经轰然崩塌于历史潮流的激荡之中。

    但是,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曾经爆发的灿烂光焰,将永久地照耀着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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