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荀况，首创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与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慎到之《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而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而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国只有在战国之世，才能产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学说。我们要说的仍然是，此论独生于赵国思想家，生于豪侠尚乱的社会土壤所诞生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刻反映了赵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恶的一面。唯其有尚恶之风，故赵国之乱政丛生有了又一注脚。

    强大的赵国已经轰然崩塌于历史潮流的激荡之中。

    但是，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曾经爆发的灿烂光焰，将永久地照耀着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