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拒之于门外？而每次问到这句话，都不能得到什么确实的答复。无可奈何，只有让总理衙门跟各国使臣磋商，见是迟早要见的，日期迟早，只看在礼节上能不能争得“顺眼”些。

    当然，恭王跟文祥比皇帝更觉心烦，一方面受皇帝的诘责，一方面要应付各国使臣，而额外还要安抚“清议”。朝上茶余酒后的放言高论，还可以装聋作哑，表面不理，暗中疏通，但公然上了折子，对那些“义正辞严”的责备，就不能当作耳边风了。

    折子是翰林院编修吴大澂所上的，他是同治七年的庶吉士，三年教习期满，留馆授职编修。因为不是“日讲起注官”，所以奏折由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措词相当委婉，一开头先拿恭王及李鸿章等人恭维了一顿，但提到入觐礼节，话就说得很硬了，“我国定制，从无不跪之臣，若谓宾礼与外藩不同，必欲执泰西礼节行之于中国，其势万不能行。夫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

    看到这个“交议”的折子，恭王唯有苦笑，传观各总理大臣，大都默然，只有董恂，愤懑之色，溢于言表。

    “书生误国，往往如此，都为了他们好发高论，这件事不能定议，如今就算能够入觐，各国使臣已存芥蒂，‘修好’二字也要大打折扣。这就好比做买卖，明知这笔交易非做不可，争论价钱也占不到便宜，何不干干脆脆，放漂亮些？也图个下回的买卖……。”

    董恂的话有些拟于不伦，文祥听不入耳，便挥手止住了他，“咱们谈正经吧！”他说，“清议自然不可不顾。他们的话虽不免隔靴抓痒，亦是由于隔阂之故，唯有开诚布公，把局中人的难处都说给他们听，或者可以取得谅解。吴清卿这个折子，既然是并案交议，将来可以在一案中奏复，眼前暂且不必管它。照我看，事情到了非定议不可的地步，各国使臣的意见，‘万国公法’的条款，都得说给上头听。皇上聪明天纵，只要知道了其中的窒碍，圣心亦自然会体谅的。我看，这件事还得托兰荪从中斡旋，进讲时随机开陈，庶乎有济。”

    李鸿藻这天不在恭王那里。第二天到了军机，恭王把他请到僻处，亲自提出要求。

    “兰荪！”恭王徐徐说道，“你久值枢庭，也是局中人，局外人不谅，局中人应该深知甘苦。积弱之势，非一朝一夕而成，如今度势量力，是不是能跟洋人周旋，或者如雍、乾盛世，海内富足，可以闭关自守，封桩库不说，户部就经常有两三千万银子存在库里，不必指着洋税作担保，筹西征的军费，倘或洋人不就我的范，尽可以不相往来。兰荪，你说，如今的形势，有一于此否？”

    这是无须问得的，但以亲王的体制尊贵，明知故问亦不得不规规矩矩地回答：“没有。”

    “那不就说到头了！如果有一于此，何须言路侃侃而言？在我这里先就过不去，肯跪拜，我奏请准许入觐，不肯跪拜，就教不行，那怕他拿‘下旗归国’作要挟，我只答他两个字：请便！”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兰荪，我再跟你说句掏心肝的话，各国公使不肯跪拜，第一个委屈的是我。你想想，如果派我陪着入觐，洋人给皇上鞠躬，我可得跪在那里，相形之下，你想我心里是什么味儿？”

    这番话使得李鸿藻相当感动。他讲理学并不象倭仁那么滞而不化，更不会象徐桐那样冥顽不灵，只是名心甚重，极讲究大节出入。看洋人虽还不免存着“夷狄”之见，但平心静气想一想，洋人势利重于道义则有之，待人接物，到底跟张骞通西域时所见的人物不同，所以对总理衙门诸大臣，其实也是相当谅解的。现在听了恭王的话，更不能不承认他是“忍辱负重”，既同在政府，也不能不为他分劳分谤。

    于是他很诚恳地答道：“王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