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麻烦是为了犒赏。在行纳彩礼那天，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纳彩照例赐宴后家，由内务府和光禄寺会同承办，名为赐宴，自然领了公款，筵席分为两种，上等的每席五十两银子，次等的每席二十四两银子，一共两千二百多两银子，后家须照样再出一笔。另外犒赏执事杂役，由总其成的一个内务府主事出面交涉，讲好五千两银子“包圆儿”，结果礼部、光禄寺、銮仪卫等等执事，又来讨赏。问到经手人，他说五千两银子“包”的是内务府，别的衙门他管不着，也不敢管。这明明是个骗局，但闹开来不成话，崇家只好忍气吞声，又花了三、四千银子，才得了事。

    因为有这一次的教训，所以崇家的“帐房”，不敢再信任内务府，决定分开来开销，帐房设在西花厅，此时坐着好些官员在软讨硬索。

    崇家请来帮忙办庶务的，是个捐班的主事，名叫荣全，行四，在大栅栏、珠市口这些热闹地方，有许多市房，每月有大笔房租收入，日子过得很舒服。为人热心好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所以茶楼酒馆，提起“荣四爷”，无不知名。因为热心而又喜欢热闹的缘故，专门给人帮忙办红白喜事，提调喜庆堂会，久而久之，成了大行家。崇家慕名，托人延请，荣全也欣然应命，自觉帮人办了一辈子的喜事，到底熬出来一个名堂，说起来，这场再大不能大的喜事，“宫里是归恭王和宝中堂主持，皇后家就是荣四爷办的！”那是多够味、多有光彩的一件事。

    然而一拿上手，不知道这场喜事的难办，不在规模大，在于根本与任何喜事不一样。他要应付的不是饭庄子和杠房，难伺候的也不是出堂会端架子，红遍九城的名角儿，为的是大小衙门的老爷！纳彩礼让内务府的人坑了一下，害崇家多花了几千银子，把他的“荣四爷专办红白喜事”的“金字招牌”，砸得粉碎，当时便向主家“引咎请辞”。崇家倒很体谅他，事情本来难办，另外找人未见得找得到，就找到了，头绪万端，一时也摸不清。多花钱不要紧，大婚典礼出了错不是当要的事，所以一再安慰挽留，荣全也只好勉为其难。

    “荣四爷”的字号，这时候喊不响、用不着，那就只有软磨，他和他的帮手，分头跟内务府、礼部、鸿胪寺、銮仪卫、上驷院的官员说好话，从午前磨到下午三点钟，才算开销完毕。

    这一场交涉办下来，荣全累得筋疲力尽，但他无法偷闲息两天，大征礼一过，马上得预备大婚正日的庆典。光是皇后的妆奁进宫，就非同小可，其中有无数玉器、玻璃器皿、大大小小的镜子，碰坏一点就是不吉利，怎么向崇家交代？为此荣全日夜担心，魂梦不安！

    但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却是喜气洋洋，轻松的居多。各衙门虽不象“封颖以后那么清闲，但也决不象平日那样认真，公事能搁的都搁了下来，等过了大婚喜期再说。朋僚相聚，谈的总是如何相约找个适宜的地方去看皇后的嫁妆，或者如何结伴入宫瞻礼。这样到了八月底，奉准入觐的官员纷纷到京，便另有一番趋候应接的酬酢，大小衙门，越发冷冷清清了。

    彭玉麟也就在这时到了京师，一进崇文门，先到宫门递折请安，当天便赏了“朝马”，传旨第二天召见。

    召见是在养心殿的东暖阁，皇帝虽未正式亲政，但实际上已开始亲掌政务。所以这天也是皇帝问的话多，垂询了从湖南启程的日期，周阅长江各地的情形，皇帝说道：“看你的精神倒还不坏！”

    彭玉麟率直答道：“臣有吐血的毛病，晚上也睡不好，难胜烦剧。”

    “这一趟巡视长江，你很辛苦了。足见得身子还很好。”

    “是！”彭玉麟答道：“臣不敢不勉效驰驱。”

    “这才是！朝廷全靠你们老成宿将。”皇帝有些激动，“现在洋人狂妄得很！彭玉麟，你要替我办事，把长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