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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

    “那倒不必太急，谋定后动，庶乎无悔。我还要料理料理，总在月初才能动身。调甫，”曾国藩又说：“你看看候补道当中，可有脑筋清楚，言词便给的人，挑这么两员，用我的名义发札子，委他们到天津，会同府道，先办理缉凶事宜。”

    “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想，明天总还有上谕，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动手，也还不迟。”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请治罪，并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玻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担心他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不肯出任艰巨。但是曾国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当地可以无事，法国的“兵头”在他安抚之下，不致操切鲁莽，另生枝节，而整个交涉，还得总署跟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办。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鋆深为担心。请罗叔亚请不动，把他的翻译官德威利亚请到总署，奉为上宾，向他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德威利亚倒不摆架子，把罗叔亚的看法都告诉了宝鋆。

    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鋆问道，“请问贵翻译官，敝国应该如何办理，贵国始可满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祝宝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亚的话想了又想，总觉得凶多吉少，看来不免要动武。

    “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鋆说道，“经不经得起打，且不说，光是军费就不得了。‘西饷’还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债，现在就算有什么税课作担保，跟洋人开仗，就借不到洋债。马上大婚还要多少银子来花。真正是，唉！”他顿足长叹，“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凤胡同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