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

    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