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假文凭”，即办假证。一般来说，大小官员由于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有条件搞到“假的真文凭”。再说，使用“假的真文凭”，不容易被识破，风险要比使用“真的假文凭”小得多。

    由于中央部委要求严格，在学历造假问题中，地方相对要严重得多。事实是，目前不少地方官员已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假的真文凭”。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人才济济”，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甚至镇长、乡长、派出所所长，名片上大多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等名头。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共接受社会各界近11万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其中9.9%为“问题学历”。据报道，日前广东省鉴定潮汕地区某市送来的15名官员的学历证书，仅凭肉眼即确认其中7份是假证书……

    在官员学历造假中，几年前因腐败被处以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就是一个典型。他托人在北京大学附近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就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甚至自称是“法学教授”。

    另外，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职期间，也曾“名正言顺”地获得了研究生学历。但知情者都明白，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所写的论文，也是由秘书组成“写作班子”代劳的。

    揭开学历造假的利益链

    那么，官员学历造假问题由来已久，为何还屡禁不绝呢？

    有关专家普遍认为，相当一些地区在选拔官员问题上，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有的甚至以学历层次划杠，这是造成以权谋学、学术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另外，官员与教育机构存在巨大的利益链，也为官员提供了学历造假的可能。

    “只要学历成为升职的重要资本，官员就有了造假的动机。”湖南省一位熟知内情的地方官员向记者一语道破天机，“利用公款弄个文凭，就更容易获取政府的高职高薪，从而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获取财富与成功的机会，有谁不愿意呢？”

    重用“知识型”官员，是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种体现。但记者发现，有些地方往往把学历等同于能力，把高学历等同于高素质、高能力，甚至把博士大量选拔进入领导层，形成所谓的“博士兵团”。

    这种片面的“学历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官场对学历的“激烈追逐”。而官员再花几年时间进一次学校的成本无疑太高，如果再缺乏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这些官员很容易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以不正当的、非法的方式来获取高学历。

    可怕的是，有些高校见有利可图，也纷纷开设各种官员“文凭速成班”。比如有些省份经常和一些名校开展省校合作计划，省里给学校一笔钱，负责培养的对象就是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这种情况非常隐蔽，即使打击“假文凭”力度再大，也很难覆盖到这里。

    “现在很多地方官员升迁所需的学历，基本是通过上研究生班来解决。国家规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不能与学位挂钩，不能授予学位。但一些高校为创收赚钱，却将研究生课程班与学位挂钩，以授予学位招徕学员。”据一位在北京某高校工作多年的研究生招生负责人反映，“开办这类班的一般都是正规大学，费用一般在2万元到3万元之间。学制一年或两年，与正常的研究生学制相差太大。几年下来，学校收入相当可观，而且一些大学不给学员开具税务局印制的发票。这些巨额学费逃税后，就变为本单位职工的丰厚奖金。”

    其实，为了钱而滥发文凭的高校不乏案例。2004年，海南省党校多名领导同时被“双规”。这一系列干部处理事实的背后，是令人震惊的文凭“批发”案——直至案发，承担严肃的党政干部培训工作的海南省党校，只要交钱，招生条件一次次放宽，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