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环境对创新者的影响，也就是反作用。它首先可能通过法律上或政治上的障碍表现出来。即使忽略这些障碍，一个社会集团成员，他的行为一旦偏离常规，就会受到谴责，从而对个人造成压力，而这种谴责所带来的社会的排斥，又给人造成身心障碍”。地方政府的创新降低了企业新组合的成本。

    一个创新型区域经济是产业、劳动力、研究机构、金融、中介组织、政府政策与服务的多种要素聚焦和产生聚变的地方。中国地方政府在培育创新型经济区的过程中促进要素集聚，扮演着为企业提供“新组合”的角色。区域经济协作是进行这些区域的要素的大范围组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产业集群与传统工业的显著区别在于，将地区内的相关产业组合起来，可以加快创新步伐并可依据市场需求迅速进行调整。针对特定的地理区域和个体企业，中国地方政府制订出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通常包括为开发工业区或科技园区而购置和获得土地。

    开发区建设的努力还包括地区内的硬件基础设施，结合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改善道路和用水、下水管道等服务。为了吸引企业入驻这些开发区，地方政府还提供支持以帮助企业进行行政许可申请、帮助企业招募和培训员工。企业的发展又在资本投资、劳动力、创新和供应链等方面加强了开发区的优势。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它们向国家和地区缴纳的税收也增强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资源（如熟练劳动力、研究能力、能源、水、废物处理和运输设施）的能力。这种良性的经济反馈环通常又称为产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正馈环”。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天津的滨海新区和江苏的苏州工业园等是典型的例子。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注重大项目的地区分布，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1978年以后，在经济总体布局上，中国政府先后确立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措施，逐步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群雄并起，三极鼎立”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群雄并起”指的是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格局，“三极鼎立”指的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国际性都市圈。这样一种同时拥有多个增长中心的经济体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多见，这种多样化也远远超过美国经济。美国经济主要是以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走廊为核心的东部经济区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以及以加利福尼亚为主的西部地区。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海湾地区就是一个经济中心，著名的硅谷就在此地。硅谷中的劳动力来自于整个旧金山海湾地区，这一区域覆盖4县9市（美国县比市大），每天往返于硅谷地区的工人随着距硅谷越远，人数也在不断下降。

    与美国三个经济中心相比，中国出现多个经济中心增长模式，而且各有千秋，分散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风险。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高度赞赏中国的区域经济多样性。他认为，“放眼当今天下，世界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如此众多不同的经济中心。美国是一个具有多经济中心的国家，如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各有特色。大部分亚洲国家实际上都只有一个单一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如汉城（今首尔）、雅加达与曼谷。即使日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主要以东京为主。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