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先股市后债市。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还远远不到位，需要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

    地方创新

    中国国土辽阔，中国的大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面积的大小。为了克服高度集中的弊端，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就对地方政府采取了适度经济分权的方式，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事务中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分享当地经济发展的收益。中央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地方制度创新。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指出，“领导层对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或许会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此外，关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点，领导层也没有异议。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团结在一个叫做“市场联邦主义”的政策周围。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联邦制会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决策的过多控制，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竞争，抑制寻租行为，并刺激创新型的地方企业的发展。这种联邦制在税收体系方面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它可以避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在1994年的税收改革中，中央政府的权限限制在了增值税和中央下属的企业的所得税方面。此外，还建立了归属地方政府的地税局。尽管在财政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要缩小地方发展的不平衡，但这些问题都已经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改革日程。中央领导人同样明白地方自治权过多的危害和副作用——可能导致寻租、道德风险及其他形式的腐败，他们知道必须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管，同时在必要时对腐败给予处罚。要成功实现自治权的下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既能够将中央与地方的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又能很好地约束地方政府那些危害改革进程的腐败行为，同时还能对推动改革进程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

    福格尔“市场联邦主义”看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仅仅是局限在财政方面，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在创造有效供给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中央政府有很多国家级经济政策，同时，也很注意给地方政府留下充分空间。1994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中央权限，“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这是保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一的需要”。关于地方权限，“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必须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订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执行力是很高的，同时注重把中央的大政方针与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和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积极寻找清晰定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使企业可持续地发展。

    在生产力革命发生后，供给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有效供给的发展能够促进和刺激需求的增长。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创新中遇到的困难。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新组合的实现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创新者没有关于新组合的经验、习惯，因此他难以根据熟知的数据来进行决策和制定行动规则。他只能根据自身掌握的有限的数据进行预测和估计。……第二，创新者会受到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长期按照习惯的轨迹行事，会形成一种下意识的固定思维习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