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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过去已经作过结论。中国的教条主义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等问题上。因为中国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要动它,向富农作某些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地主富农都没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游击队,赤白对立。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一块铁板,没有矛盾,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商业搬得少些,因为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这方面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的和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了。

    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12]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于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乎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中央苏区时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他们的《布尔什维克》[13]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实话》[14]报攻击中央苏区有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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