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自己的目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建立有力的武装工作队。（三）对于宗教迷信帮会等组织，在不反对我们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原则下，应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或使他们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改运动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头子。对于学生、教职员及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加以保护。（四）我军所到之处，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国民党政府，宣布一律取消。（五）对于工商业，必须保护其营业，不得有任何没收物资及捉人等破坏行为。（六）军队给养一般地应向地主阶级征发及夺取敌人仓库解决。必要时，向富农征借。（七）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采用新方式：1．用诉苦等办法提高士兵阶级觉悟；2．建立纪律值班制度；3．建立各种互助小组，特别是战斗小组，以及记功、记过、查功、查过、庆功大会与民主评判等项制度。（八）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九）在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政策下，不应再吸收地主富农当兵。继续进行诉苦与“三查”运动，注意吸收贫苦积极分子入党，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使支部成为今后的领导核心。

    [6]见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观察》杂志第三卷第九期。

    [7]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山东聊城人。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五年七月曾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文中说：“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指宋子文）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的，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今天“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

    [8]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九四七年九月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9]周副主席，指周恩来。

    [10]王实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发表过、《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一九四六年对他的问题作出结论，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11]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和黄河以东的晋绥边区的工作，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12]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

    [13]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14]红大，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陕北瓦窑堡创办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5]指一九四八年一月通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对部队进军敌占区后应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作了规定，内容包括以下九项：进军敌占区的基本任务；进军敌占区的作战目的；对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