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

    同志们，我们去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整训，后方工作也搞得好。河东河西统一起来了[11]，大家有把握打胜仗，前方缴获了很多东西，后方接济了充足的粮食和炮弹。这些使我们很满意。中央开会[12]，对全国各解放区作战成绩估计了一下，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几万，包括你们的胜利在内。对西北野战军来说，后方的确出力很大。经费问题曾经非常困难。在去年八月半时就说镇川堡以北没有粮食了，想去胡宗南那里“借粮”，结果我们并没有去“借”，而是贺龙[13]同志搞来五万石粮食，从八月半一直吃到十二月，军队总是有粮吃。总的说来，在彭德怀、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共产党有了军队，有了政权，困难就可以解决。现在要打到外线去，你们可以对后方工作放心，对前方领导放心，中央也放心，这主要是由于有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领导，有前委的领导。你们这么多干部有这个信心，不管地主怎么造反，我们都不怕。

    你们部队经过两个月整训，从农民那里学会了诉苦运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如果我们两百万军队都通过诉苦运动团结起来，就没有打不败蒋介石的道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

    那末，我们是不是可以轻视敌人呢?不能。我在那个报告中讲了，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14]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他们矛盾很多，问题很多。美国有危机，在外部苏联反对它，在内部人民反对它。蒋介石那里人心不齐，军心不齐。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这次前委扩大会的决议[15]很好，但要准备将来会修改。前年的《五四指示》，我们去年九月做了修改，提出平分土地的政策[16]。前年要提出平分土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那时还不能下决心平分土地。从实际情况看，那时不下决心去年九月下决心比较好。西安事变时我们放了蒋介石，现在又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不但不矛盾，而且只有这样做才不致脱离群众。那时对蒋介石一定要放，不放，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我们放了他，先打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结果我们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解放军，然后进到平分土地。日寇投降前两年，太行地区有的地方分了地，他们打来电报问要不要纠正?我们告诉他们，人家分了就分了，不要纠正。那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