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2]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原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3]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4]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5]的猖獗，冀察政委会[6]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7]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8]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9]、塘沽协定[10]、何梅协定[11]、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