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