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签名，人们在罗伯特·德斯诺斯的诗中也能见到这个签名。

    杜尚对他选择这个匿名作了解释：他希望改变其身份，起初他想选择一个犹太名字，最终决定改变名字的性别。当毕卡比亚要求他除了他的朋友们（梅景琪、塞贡扎克、让·雨果、米约、奥里克、佩雷、查拉和道格拉斯）之外，增加他的签名时，杜尚产生了使用罗斯·塞拉维的想法，他将毕卡比亚的签名写成：毕卡比亚·梅景琪，雅克·维龙，马塞尔·杜尚，库普卡，毕卡比亚，洛特，塞贡扎克，罗斯·塞拉维，最后缩减为罗斯·塞拉维。他最后下结论说：

    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文字游戏而已。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同皮埃尔·卡巴纳的谈话录》］

    杜尚酷爱文字游戏。在他1915年至1923年间创作作品的题目中经常加上“甚至”一词，《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甚至可以是（大玻璃——杯子上的八根垂线）》便是一例(图53)。题目的后一部分与内容毫不相干，其实毫无意义，这是他有意所为。布勒东对杜尚的这一点十分欣赏，他认为杜尚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

    然而，杜尚也如此评价雷蒙·鲁塞尔，认为他也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对文字游戏及预料之外的突变等表现手法有着共同的观念。在鲁塞尔的画作《法国的第一皇帝拿破仑》中，也同样使用了罗斯·塞拉维的签名。

    在杜尚最要好的朋友弗朗西斯·毕卡比亚身上，有着同样的现代观念。对他来说，美国同样是他为开辟未来前途做准备的实验室。

    他们两人一个胖得像一只水桶，另一个瘦得如同一根竹竿，却经常结伴在美国城市的人行道上散步。毕卡比亚身材矮小丰满，但他将鞋跟垫得很高希望能够予以弥补；杜尚是一位大高个子。二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欧洲战事的结束。他们常常在一位祖籍奥地利的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在第五大街291号开的画廊见面。欧美大陆的艺术界先锋派人物常常在那里相聚。斯蒂格利茨在其画廊中展出一些画家的作品，并且将卖画的收入全部给画家本人，他自己仅靠其摄影收入维持生活。

    该画廊还创办了一份报纸《291》。毕卡比亚受其启发，于1917年1月在巴塞罗那创办了一份杂志《391》。由于战争既不能阻止人们旅游，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的接触，于是该杂志在1924年出现在了巴黎的街头。毕卡比亚在巴塞罗那、纽约和瑞士之间穿梭往来，与他的朋友们克拉万、格莱兹、罗歇、瓦莱兹、杜尚、玛丽·洛朗森和伊莎多拉·邓肯同甘苦共患难。他每天作画、写作，去瑞士的伯尔尼探望他的孩子们，赴洛桑请一位神经病医生为他作治疗。他在苏黎世见到一位戴单片眼镜、个头矮小的男人——特里斯坦·查拉，这位法国古巴混血儿正在为撰写有关他的书而做着准备工作。

    在桑德拉斯眼里，特里斯坦·查拉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冒险家”，是流亡在瑞士的各种类型的间谍、所谓的艺术家及和平主义者们的中坚人物。

    杜尚几乎是所有断臂伤员中惟一存活下来、没有被处决的人。然而，他与其他人一样，被战场上纷纷落地的炸弹爆炸吓得神经稍有错乱。以特里斯坦·查拉为中心的达达主义者们经常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聚会，克拉万、杜尚和毕卡比亚三位超现实主义者经常来往于纽约的沙龙。他们虽然身在异地，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主张：反对战争。遗憾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一主张完全不能被接受，甚至连听也不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