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习惯了街上的辱骂，习惯了美国官员的白眼，甚至习惯了华侨们的敌视。我把所有的屈辱都咽下去，转化为工作的动力。渐渐地，我的英语变得流利，对美国法律和政治的了解也日益深入。

    光绪二十五年春，事情终于有了一线转机。通过林文卿的关系，我结识了几位对华相对友好的美国商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只把中国看作市场，但也有像铁路大亨威廉姆斯这样的人，真心欣赏中国文化。

    费先生，一次私人宴会上，威廉姆斯对我说，你和那些顽固的清朝官员不同，你理解现代文明的价值。中国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我谨慎地回答：我国有句古话，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大清正在学习各国的长处。

    威廉姆斯点点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请随时来找我。

    那晚，我兴奋得难以入睡。两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交工作的实质性进展。威廉姆斯在政商两界都有影响力，如果能通过他缓解排华法案的压力，哪怕只改善一点点华侨的处境，我的忍辱负重也就有了意义。

    然而，就在我准备进一步与威廉姆斯合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摧毁了所有的希望。

    那是1900年6月的一个下午，林文卿面色惨白地冲进我的办公室：正鸿！大事不好！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口，正在向北京进发！

    我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祖国，我的祖国正在遭受侵略！而侵略者中，就包括这个我忍辱负重试图学习的国家！

    接下来的日子如同噩梦。美国报纸上充斥着对中国的污蔑，称我们为野蛮人，称义和团为恶魔。街上对中国人的敌意达到了顶点，领事馆不得不紧闭大门。

    最让我痛心的是华侨们的分裂。一些人组织起来抗议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多人则急于与祖国划清界限，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谴责义和团。

    七月初的一个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十几个华侨青年，他们眼中燃烧着我久违的火焰。

    费大人，领头的青年说，我们受够了屈辱！明天要在市政厅前举行抗议集会，请您务必参加！

    我望着他们年轻的面庞，心中既感动又忧虑：此举极为危险，美国警方不会容忍...

    那又如何一个青年激动地说，我们的姐妹在北京被洋人凌辱，我们的祖庙被炮火摧毁！与其在这里做缩头乌龟，不如拼死一搏！

    那一刻，我做出了来美后第一个不忍的决定。

    我去。我说。

    抗议集会前夜，我伏案疾书至天明。不是写那些谨慎克制的公文，而是一篇发自肺腑的演说词。墨迹未干，我已能背诵每一个字。林文卿站在门口，眼中满是忧虑。

    正鸿，你确定要这么做他声音发颤，这会毁了你的前程，甚至...性命。

    我折好演讲稿，塞进贴身的衣袋：文卿，国已不国，何来前程

    窗外，旧金山的第一缕阳光刺破晨雾。我想起离京前，母亲将一枚铜钱缝进我的衣领：儿啊，这是祖宗传下的压胜钱，保你平安归来。如今那铜钱已被我的体温焐热，却保不住千里之外的祖国家园。

    市政厅广场上已聚集了二三百人，远比预期的多。有华侨劳工、洗衣工，也有少数留学生。他们举着

    hastily

    制作的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侵略中国、反对排华暴行。几个白人记者在边缘游走，像嗅到血腥的鲨鱼。

    费大人来了！人群让开一条路。我踏上临时搭建的木箱，双腿却异常稳健。展开演讲稿的手没有一丝颤抖。

    诸位同胞，诸位关心正义的美国朋友...我的英语从未如此流利，今日我们聚集于此，不为抗议排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