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责任与使命的精神产品，也不是一种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积淀，并通过新奇的审美方式表现出来的象征体，更不是凭一己之兴趣，孤独地尝试着表达各种话语的美文学，后者林林总总，都以作家的主体性为精神前导，是知识分子占有的一片神秘领地”. 然而，文学读物的存在则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它将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更适宜地生存”[1] ，是可提供给读者消闲、益智、娱乐的精神消谴品。自8 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文学读物的兴盛受到过港台、国外及民国时期同类作品的刺激与导引，像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新武侠小说，普佐、谢尔顿等的黑社会犯罪小说，以及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苏青的闲适型或市民气的消闲散文，它们都率先占据了大陆文化消费市场，并培养和形成了后来的文学时尚。正是踏着它们的足印，当代文学才在9 0年代之后产生出了庞大驳杂的读物型作品。这类作品中较有影响的大致包括以下这些：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的“布老虎丛书”（包括洪峰的《苦界》、王蒙的《暗杀》、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铁凝的《无雨之城》等），余秋雨的等“大文化”散文，叶永烈等的政治人物传记、黄蓓佳等女作家的言情小说，秦文君和陈丹燕的青春小说，彭懿的恐怖小说，张中行等前辈文人的学者随笔等等。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文学读物的种类及内容日益变得丰富多姿，其可读性和吸引力也逐渐增强，相反的，纯文学作品正在失去读者，成为一种精神奢侈品，文学读物作为现代读物的一个较为高级的品种，堂而皇之地接管了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与影视文化、流行音乐鼎足而立，共同左右着现代城市的文化消费市场。

    应该指出的是，文学性的现代读物与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虽然读物也包括了不同档次的通俗读物，但也确实有许多相当严肃的普及“高雅”文化的文学性读物。如余秋雨的散文就是体现了这种“高雅”文化精神的文学读物。它是追求城市文化品格和商业效应两方面同时获得成功的少数例子之一，让人想起3 0年代的海派文人林语堂。余秋雨的和里有许多令人读之难忘的作品，如《遥远的绝响》，是一篇追怀魏晋文人风度以及讨论其与时代、与政治关系的散文，作者一开始就把魏晋时代描写成英雄时代消失后的“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里，专制与乱世像两个轮子载着国家狂奔在悬崖峭壁上，文人是这辆车上唯一头脑清醒的乘客，但他们稍稍有所动作，就立刻被两个轮子压得粉碎。所以当一代文豪嵇康被杀后，他的朋友阮籍、向秀等不得不向司马氏的政治权力屈服，有的郁闷而死，有的忍辱而活，风流云散。为什么这么一篇涉及到古代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散文会在当下物质欲望与感官欲望支配下的大众文化市场上引起广泛的兴趣？其阅读对象显然已经从学者的书斋转移到一般社会上追求文化品位的青年中间。究其原因，除了作者的文笔通俗浅显外，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性格的多元发展滋生了一种对雅致文化的精神需求。二三十年代的现代都市形成之初，教育不普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与大众的通俗文化尖锐地对立着，但现代城市里中等和高等教育相当普遍，在知识分子精英教育与追求色相的粗鄙文化以外，还存在着大量“高雅文化”的中间地带，需要有大量“高雅”的现代读物来满足这种精神需要。现代读物是一种多层次的文化现象，“高雅”是其中某个层次的标记。从梁实秋的小品到张爱玲的小说，从米兰。昆德拉的译本到余光中的诗集，从金庸的武侠到余秋雨的散文，都可以被纳入到现代文学读物的范畴里加以考察。

    市场腑济影响文学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剧烈冲击，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