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爬城墙进来。有的则花钱买别人的注射证作假证明。农历春节前，有一个家住桃源县马鬃岭的李姓布贩到常德贩布，住在旅社中。他不愿注射防疫针，而买了一张注射证，以便出境。忽然有一天他头痛发热，怕被旅社发现送进隔离医院，就连夜雇舟潜行返家，第三天就死了。他家的两个儿子、媳妇和一名幼子相继患同样的病死亡。他家死光了还不算，并波及邻居，又死掉十四五人。这人的岳父是个巫师，闻讯来为他设坛祈禳，事后也难逃厄运，得了鼠疫死亡。一时马鬃岭鬼影幢幢，成了死亡之岭。

    重庆派来的医疗队由军医署训练班的细菌学教授陈文贵率领，于11月17日到达常德。陈文贵与邓先生是同学，他听了报告后，认为根据流行情况和证据来看，鼠疫是很可能的。但政府考虑是否真正为敌机投下的鼠疫杆菌，还需做尸体解剖，剖验得到确切证明后，方可肯定，这样才能使国内外科学界信服。于是邓先生动员人手设法找到一具病死的尸体以供剖验，以便把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肯定下来。

    恰好11月20日傍晚，防疫人员在常德东门外拦住了一副抬往郊外埋葬的棺材。死者龚得胜，是一个住在城里的裁缝，当天上午因病身死，其家属怕遭火葬，故潜行抬往郊外掩埋。拦住棺材后，防疫人员勒令抬往隔离医院的外围空地上，派人看守住。次日，由陈教授与邓先生共同解剖。他们将死者心脏的血，以及从肺、肝、脾、肾和腹股界淋巴腺取出的汁液，当场作玻片染色，并将血及器官的汁液注射到4只荷兰猪和2只兔子的腹腔内，同时还作了细菌培养等程序。在真凭实据面前，陈教授确认常德的疫病是鼠疫杆菌所致，并断定为日机空投物品所导致的鼠疫。

    年逾古稀的邓先生在谈到当年常德这一惨景时，神情极其愤慨，但愤慨之余，他最后又遗憾地说：“我不可理解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什么没有向远东国际法庭正式提出控诉？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的要求，为什么？！”

    事实上，像笔者这样30多岁的年轻后生，还是靠邓先生这样的老人提醒方得到觉悟的。我不禁也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为什么？

    在查寻常德会战资料时，我得到一份《常德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概况》的报告，报告说：

    此次常德会战，敌惨无人道，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其概述如下：

    (甲)敌先后总共用毒74次(次数不明者，以一次计算)。

    (乙)敌对我用毒最多之地点：(一)常德城及其附近35次。(二)仁和坪附近8次。(三)其它地点24次。

    (丙)我受毒最多之部队：(一)我常德守军57师，被毒32次。(二)我仁和坪附近13师，被毒7次。

    (丁)敌一日中用毒最多之一次，为11月26日，对我常德守军施毒13次。

    (戊)敌用毒规模最大之一次，为12月7日仁和坪之敌，用山炮、迫击炮向我13师傅家庙阵地，发射毒弹500余发。

    (巳)敌用毒之种类：(一)催泪性3次。(二)喷嚏性5次。(三)窒息性1次。(四)糜烂性1次。(五)窒息性糜烂性混合使用者1次。(六)窒息性催泪性混合使用者1次。(七)毒气烟幕混合使用者1次。(八)毒气不明者61次。根据所报中毒症状，似以喷嚏性之二苯氰砷毒气为最多数。

    (庚)敌用毒兵器：(一)飞机布毒1次。(二)山炮、迫击炮弹放射者14次。(三)掷弹筒抛射者2次。(四)毒烟罐吹放者2次。(五)用毒武器不明者55次。

    (辛)掳获敌用毒证据：(一)敌前崎部队迫击炮用毒命令原件。(二)毒烟罐37罐。(三)毒气掷榴弹10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