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它欢呼的是批评莫斯科的人。长久以来，这些人对苏联决定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为第一优先的政策极为不满。卡斯特罗的榜样，激励了拉丁美洲各地好战派的知识分子。这片大陆，一向充满了随时准备抠扳机，以英勇无私为荣，更爱展现英雄作风的热血人物。一段时间过去，古巴开始鼓动南美大陆上的叛变行动，格瓦拉更不断鼓吹；他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头号斗士，大力主张应该制造出“两个、三个、更多的越南”来。至于思想方面，则有一位年轻聪颖的法国左派（除此其谁？）提供了合用的理论。他整理出一套理论，即在一个革命成熟的大陆上，唯一所缺的需要，就是将小队武装送入山区，据山为营，形成群众解放斗争的“中心焦点”（focos），便能水到渠成。

    于是这股游击风遂席卷了拉丁美洲，一群群热情激昂的青年男子，纷纷在卡斯特罗、托洛茨基或毛泽东的旗帜之下发动了他们的游击战争。可是只有在中美及哥伦比亚，由于当地拥有农民支持武装斗争的基础是为例外之外，这些游击武装都同遭立即覆灭的下场，只遗下无名英雄及赫赫人物的尸骨遍地——包括格瓦拉本人死于玻利维亚，以及另一名与他同样英气勃发，教士出身的叛军领袖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死在哥伦比亚。这项战略的策划效果实在欠佳，尤其是如果条件得当，在这些国家进行持久并有效果的游击战其实不无可能。1964年以来，具有正式共产党身份的“哥伦比亚武装革命部队”（Armed Forces of tion，FARC）一直延续至今，其活动到本书写作时仍在进行，就是证明。80年代在秘鲁兴起的毛派“光辉道路运动”，则是另一例证。

    然而，虽然农民也走上了游击之路，游击战本身却绝非一个农民运动——“哥伦比亚武装革命部队”是极为稀有的例外。游击运动进入第三世界的乡间，主要是年轻知识人的作为，而这些年轻人的来源，先为本国已有身家基础的中产阶级，随后又有一批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儿女为新鲜血液（儿子为主，女儿较少）。日后当游击战由内陆的农村转到都市，如60年代后期某些第三世界左派革命的做法（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及欧洲），其成员也不外以上两种来源。事后的发展显示，在都市里，游击队反而比农村容易行动，因为前者无须借助（多为中产阶级）。这些“都市游击队”或“恐怖分子团体”发现，在都市中可以达到更震撼的宣传效果，杀伤力也更为惊人——如1973年佛朗哥元帅指定继承人海军上将布兰科（Garrero Blanco）之死，即是分离运动组织巴斯克自由党下的手；以及意大利总理莫罗（Aldo Moro）于1978年被刺，是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所为——而这些攻击行动的能力，更是不在话下。总之，在都市进行游击战，战果比在本国乡间推动革命辉煌多了。

    即使在拉丁美洲，政局变化的主力还是来自文人政客以及军方。60年代，一个个右翼军政权席卷南美大部分地区，其原因其实并非针对武装叛乱——至于中美一带，军政府始终流行，只有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及小国哥斯达黎加是例外，后者甚至在1948年一场革命之后，一举将它的军队消灭了——阿根廷的军方推翻了民粹派首领庇隆，庇隆的势力，则来自劳工组织及穷人的力量（1955年）。自此之后，阿根廷军人间歇执政，因为一方面庇隆派的群众运动始终难以摧毁，另一方面却再也没有稳定的文人政府起而代之。1973年庇隆自外流亡返国，这一回，则有当地许多左派抓着他的裤脚助阵。庇隆之归，再度显示其支持者的实力。于是军队又一次发动流血行动，标榜爱国而夺回大权，一直到他们输掉了那场短暂、无谓、却具有决定性的福克兰之战（1982年），被赶下台为止。

    巴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