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惨遭大肆荼毒。1965年的印尼，在一场据说有亲共倾向的军事政变之后，约有50万名共产党或有共产党嫌疑者遭到处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屠杀。

    几十年来，基本上苏联都采取相当实际的态度，来处理它与第三世界革命派、激进派，或解放运动的关系，因为苏方并不打算，也不期望，扩大它现有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地盘，以及中国在东方一带的介入范围（不过它对中国的影响力无法全盘控制）。这种政策，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1956－1964年）也不曾改变。当时各地有许多“国产”革命，乃是靠着自己力量取得政权，共产党却不曾在其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最著名的例子首推古巴（1959年）和阿尔及利亚（1962年）。而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也将当地各国领袖人物一一推上权力舞台，他们的野心目标，最多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苏联之友”的头衔。尤其在苏联伸出援助之手，提供科技等各项不带旧殖民主义腐败气息的援助时，更愿与苏联友好。倾向此道者不乏其人，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杜尔、马里的凯塔（Modibo Keita），以及比属刚果悲剧下场的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卢蒙巴不幸被刺身亡，因此成为第三世界的烈士神明，苏联为纪念其人，特将1960年为第三世界学生成立的“人民友谊大学”（People’s Friendsy）改名为“卢蒙巴大学”。莫斯科同情这类新起的非洲政权，并且予以协助，可是没有多久，就放弃对他们过度乐观的期望。如比属刚果这个庞大的前殖民地，在匆忙被授予独立之后，立刻步上内战之途。苏联于内战中提供卢蒙巴派军火援助，对抗美国和比利时的代理或傀儡政权（刚果内战并有联合国部队介入，同为两个超级大国所不喜欢），结果令人失望。而各地新政权中的一支，卡斯特罗的古巴，出乎众人意料地正式宣布自己是共产党政权时，苏联虽将之收编翼下，可是在此同时，却不打算因此永久地破坏它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任何明显证据显示，苏联意欲借革命将共产党阵营地盘向前扩展。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动作也表示它只是无心栽柳，刚巧从中得利罢了。老一辈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一心一意，只指望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可以把资本主义埋葬而已。

    事实上，当1960年苏联在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受到中国以革命之名挑战时（挑战者还包括各种名目的马克思派别），第三世界遵从莫斯科号令的各家政党，也始终维持其刻意的修正路线。在这一类国家里，资本主义——就其存在而言——不是它们的敌人，它们的敌人是资本主义的前身（pre－capitalism）的利益，以及在背后支持这些邪恶势力的帝国主义（美帝）。武装斗争，并非向前跃进，却是“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携手的广大人民或民族阵线。简单地说，莫斯科的第三世界策略，沿续着30年代的共产国际路线，反对一切说它背离十月革命宗旨的指责（见第五章）。这项政策，自然激怒了那些主张枪杆子打天下的人，可是有时却颇为奏效，如60年代初期在巴西和印尼，以及1970年在智利。但是也许无足惊讶的是，一旦这个策略达到目的，却立刻为继起的军事政变所中断，随后而来的更是恐怖统治。1964年后的巴西，1965年后的印尼，以及1973年的智利，就是证明。

    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毕竟成为那些依然深信社会革命之人的信仰希望基石。它拥有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它仿佛一座遍布全球，随时等待爆发的火山，它是一处稍微颤抖，便表示大地震即将来临的地震带。即使是那位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在黄金时代自由安定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里告终的学者（Bell，1960），也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