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难免引发各会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规模权力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共体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会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会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诞生）。欧洲联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须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

    联合国际行动的另外一项武器，同样是在免除主权国家及民主政治的牵涉之下运作，其程度或无过之，但起码旗鼓相当，即二战之后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以及世界银行为主（见第九章第四节）。这两家机构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寡头垄断支持之下，于危机二十年里获取了日益强大的决定权力——这几大国是以“七大工业国”（Groupof Seven）的模糊头衔命名，而“七大”的寡头势力，自70年代以来，愈有成为正式制度化存在之实。国际汇兑的风云变幻，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及1989年后苏联集团经济的瓦解，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仰赖富国鼻息，倚仗后者是否同意出借贷款的意愿行为。而种种借款，更日益走上一个先决条件，即债务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合于国际银行当局的心意。80年代正值新自由神学意气飞扬之际，其主张表现为政策，即是有系统地走向民营化，以及实行自由化市场的资本主义。这两项政策，被强行加诸那些已经倾家荡产，根本没有丝毫力量抗拒的政府身上；也不管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能否产生直接影响（苏联倒闭后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凯恩斯和怀特，若见到当初自己建立的这两项世界金融组织竟然一变至此，将不知做何感想。他们当初怀有的目的——更别说两人在各自国内达到全面就业的目标——与今天的演变完全不同。然而，这项疑问纵然有趣，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这些却是极为有效的国际权力机构，尤其是富国将政策强加于穷国之身的最佳利器。本世纪即将结束，这些政策的后效如何，对世界的发展将有何种后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现。

    世界上有两大地区，将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检验。一个是苏联地区及与它相关的欧亚地带的经济，它们自西方共产制度解体之后已经衰败。另一个是充满了社会火药库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见，自从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地球上政治不安的最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