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也许有历史站在它的一边，可是眼前的行事方向，却不合俄国现状及民众的心意。从上而下发布的全面工业化革命号令，遂使整个系统愈发走向强制权威，比起内战年代，其残忍无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套连续实行权力的机制，如今更具规模。于是在“权限分离”之中剩下的最后一项成分，即“党”“国”之间的分野，苏联“政府”最后留下的运作空间日益缩小，这个卑微存在的狭小空间，最终也全部消失。只见一党垄断，定于一尊的领导高高在上，绝对的权力在握，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屈从在他的号令之下。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体系在斯大林手中变成了一个独断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但要全面整体地控制其人民生活、思想的各个层面。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但凡可以之处，也完全受制于整体制度的目标与成就。至于目标为何，成就何在，则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界定指令。这样一个世界自然绝非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设想的未来，也非发展自马克思路线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及其旗帜下的众多党派所期。因此与卢森堡同任德国共产党领袖，并与她同于1919年被反动军官暗杀的李卜克内西，虽然其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却从不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派。而奥地利马克思派（Austro-Marxists）虽然名列马克思的门下，并且也戮力于马克思的学说，可是却毫不犹疑地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甚至连被共产党官方正式视为异端者，也依然被人视为理所当然，合乎法统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如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即因其“修正理论”（revisonism）而被戴上这项异端帽子（事实上，伯恩斯坦也始终是马恩著作的正宗编辑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制每个人思想统一的主张，这种论调，若回到1917年前，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脑海中出现，更别说其领导们圣袍加身，称其“集体智慧”，拥有如教皇制服绝对无误的圣质（虽然单让任何一人拥有这种天才英明，毕竟仍属不可想象之事）。

    就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信徒来说，它在根本上便属于一种激情的个人承诺，它是一组希望，一组信仰，具有某种世俗宗教的特点——不过论其宗教性，并不见得多于那些非社会主义群体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一旦变成一股洪流，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原本微言大义的精幽理论就难免变形。最佳，也只不过流于僵化独断的教条；最糟，则幻化成人人须敬而礼之、认同效忠的旗帜象征。这一类的群众运动，正如某些深具真知灼见的中欧社会主义人士早已指出，往往具有敬仰甚至崇拜领袖的倾向。不过大家都知道，左翼党派内部素来喜欢争辩，因此个人崇拜的程序多少受到抑制。在莫斯科红场上兴建列宁陵墓，将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存于此以供瞻仰。这番举动，与革命、甚至与俄国本身的革命传统都毫无关系，显然是为了苏联政权，意欲在俄罗斯落后的农民大众之中，激发出类似对基督教圣者及遗骨遗物的崇拜热情。我们也可以说，在列宁一手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所谓正统性的思想，以及对异己的不容忍，多少是以实用性的理由出发，而不仅是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列宁就如同一名杰出的将领——其人基本上属于计划行动的好手——他可不要部队里人人有意见，个个议论不休，因而造成实际效率的损失。更有甚者，正如所有讲求实际的天才们一般，他也深信，唯有他自己的意见最对最好，因此哪有多余的工夫去听他人纠缠。就理论上而言，列宁属正统派，甚至可说是一名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门徒。因为他很清楚，像这样一个以革命为基本要义的理论，若对其教义文字有任何瞎搞胡掰，都可以鼓励“妥协修正”意见的出现。但是在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