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瓦解，农村产生巨大的自身定位危机；以及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教育程度提高的年轻群众（Spencer，1990）。广大的乡村地面，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而分裂；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知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口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于是一些具有强调“集体结合”意味的新象征新仪式，开始纷纷出现——其实即使连这种“集体结合”意识的本身，也属于前所未有的新事象——如70年代在佛教界突兴的会众膜拜活动，取代了过去固有的私人性质家庭祈祷。此外在学校运动会上，以借来的录音机播放国歌的开幕典礼，也属于这种心理。

    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点燃爆炸的社会的政治百态。而所谓国家政治这个玩意儿，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的发明和认知。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根本是前所未有，或至少不曾获准实行的外来之物，于是更增添其变幻莫测。至于其他地区，如果向来便有基层群众运动性质的政治传统，或安静的大多数一向默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那么某种程度的社群意识，便多多少少得以延续，如哥伦比亚人，生来都有一丁点儿这类意识，不是自由派便是保守党，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100多年——马尔克斯（GarciaMarquez）的读者都该知道这种情形。旧瓶新酒，也许瓶中的内容被他们改变，瓶外的标签则无二致。印度的国大党亦然，印度独立以来半个世纪之间，该党几度分裂、改造，但是一直到90年代——除去少数几次短暂例外——印度大选的得胜者，始终属于那些以该党历史目标及传统为对象的人。同样地，共产主义在他处也许宣告解体，可是在印度教派的西孟加拉地区，左派传统根深蒂固，加上良好的政绩，使得（马克思派）共产党在该区几乎等于永远执政。在那里，抵抗英方争取国权的象征及代表，不是甘地，也不是尼赫鲁，却是恐怖分子及武装抗英领袖博斯。

    更有甚者，基本结构本身的改变，则使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走上同样为第一世界熟悉的老路。如工人阶级的兴起，争取工人权利及工会，即在“新兴工业国家”重现，巴西、韩国，以及东欧国家的发展就是证明。虽说并不一定成为1914年前出现在欧洲的大规模社会民主运动之翻版，也不见得可以成立政治性的劳工人民党派；可是80年代的巴西，毕竟也成功地产生了一个类似的全国性政党，即劳工党（orkers’party Pt）。（不过在巴西工人运动的总部，圣保罗的汽车工业里，其政治传统则由民粹劳工法及共产党好战派组合而成。支持其运动的知识分子，也持坚定的左派立场。而帮助工人运动站稳脚跟功不可没的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同样也属于左派传统。）同理，工业的快速增长，也造就了大批教育良好的专业人员阶级，他们的颠覆性虽然较小，却也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原有权威统治走上平民化的道路表示欢迎。他们对开放的渴望之切，可以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远东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以及苏联集团的国家里窥得一斑。其争取开放的作风成果或有不同，其心意则出一辙。

    然而在第三世界里，依然有着广大地区的前途未卜。社会变化究竟将对它们产生何种政治影响，仍属未知之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二战结束以来，半个世纪的动荡不安必将继续存在。

    下面，我们就得转过头来看看另外一个世界。这一部分的世界，对于殖民解放以后的第三世界而言，似乎提供了一个较西方模式合宜，激励性也较强的典范：即以苏联为模型的社会主义体系，所谓的“第二世界”。